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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当然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1期）
外资撤离中国的隐忧再度浮现，这次的导火索是4月初美国白宫官员的表态，以及日本政府出台的一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经济对策。
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的生产活动一度停滞，对众多产业、跨国公司造成现实冲击，这让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当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观点甚嚣尘上。
在此之前，美国已多次向本国企业喊话，“动员”其离开中国，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外资撤离中国的隐忧更加凸显，“稳外资”也被列入“六稳”工作之中，但外界对于外资撤离中国的感受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
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外资撤离中国的威胁会比以往来得更为切实吗？而众多外资企业又将如何权衡经济与安全，从而做出他们的现实选择呢？
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当然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
为此，我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
产业链布局谁说了算？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西方政客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是这几十年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以后，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
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说起来要给予撤资搬迁的工厂以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难以给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这是不可能的。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本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就是这一点考虑，特朗普3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地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疫情前的3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还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我们差。我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我们现在的农民工90%都是年轻的农民工，90%都是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中国包括农村所有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中专毕业教育的普及程度已经达到90%，在这方面我们的素质也是相对较好的。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它的金融角度讲，正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它的美元铸币税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美元的过程，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铸币税。在这个意义上，它如果搞大量制造业，美元全球化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要发挥它的铸币税的功能都会受影响。美国的这个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已经回不到70年前了。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人群，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年美国制造业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天量投资，这是不可能的。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3G的基站还是现在要搞5G的基站，在大城市可以，到了郊区、农村所谓搞工业的地方，那些通信电话比我们都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它不愿意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总的意思就是它的基础设施不适应。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性基础。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疫后全球产业链如何重构？
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它的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话很重要。贸易战的时候，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战、贸易摩擦鼓动下，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把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停顿下来了。摩根士丹利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士丹利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它本国的自动化投入，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无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
大摩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等。中国恰恰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而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地布局新的产业链，推动全球产业链结构性重构。
全球产业链重构下中国机遇何在？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
对于我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
大家都在担心脱钩之类的概念，其实我们更要看到现在企业各种订单丢失、产业链的断裂主要还真不是那帮政客们的叫嚣，主要就是疫情产生的全球冻结状态带来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想讲五条措施：
第一，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我们要看到我们产业链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剑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可能断裂的危险。所以面对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该倒逼自己，尽全力将产业中的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以产顶进。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杀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
第二，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我国去年出口规模大体2.6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疫情扩张，今年一季度我国出口额降低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会更差。因为，一季度世界疫情还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们还在生产、运行，还在采购我们的商品，但二季度，全球、特别是欧美国家经济进入瘫痪状态，他们对中国的进口必然减少，对我们来说，出口订单就会大量丢失。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时间延续的情况下，这些出口企业会长时间处于订单大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
也就是说，出口涉及国际疫情治理。现在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确诊人数已超500万，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万，全年会在1500万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经济困难会持续相对较长时间。针对这个长周期可能订单低迷的状态，我们应该改变策略，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
我们出口是退税的，现在内销如果收13%增值税或其他税，它的成本就上去了，可能不适应国内销售，所以对于这部分出口转内销商品，在特定时期内，应当给予特殊政策，出口转内销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并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总之，我们政府要采取措施，帮助出口企业出口转内销。
第三，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各行各业都存在大量的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能源行业，中国每年要进口大约4.5亿吨石油，自己生产2亿多吨，总消耗7亿吨左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也许以后要增加到8亿吨、9亿吨，如果这个增量都用进口解决，一年变成6.5亿吨、7.5亿吨进口，这样的能源结构不安全。
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煤炭储量，煤炭产量产能是每年50亿吨，去产能的背景下，每年煤炭产量也在38亿吨、40亿吨。也就是说，我国煤炭产能富余、闲置。如果用煤炭来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发展空间很大，只不过是大家担心煤炭污染，至少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但怎样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华集团我去看过，它在宁夏搞的煤制油、煤化工，那工艺流程就是世界一流水平、先进水平，都形成了清洁能源。我就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发扬光大。如果中国多10亿吨煤炭搞了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那么我们原油需求量可能就省掉1亿吨到2亿吨石油，大致4到5吨煤可以变成1吨的油和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内需，而不是一味去搞煤炭的去产能。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汽车每百人保有17.9辆，发达国家一般每百人30辆汽车，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清洁能源的汽车产业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地带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怕汽车污染，或者怕汽车在城里对城里的交通带来挤压、拥挤，所以就限购、限卖，然后用限量、拍卖牌照等卡住了汽车需求。我们现在一个汽车牌照8万、9万元，还3年拿不到，这实际上一年扼杀了几百万辆汽车需求。所以在这方面，努力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缚等问题，通过释放汽车新消费，扩大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第四，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京东这类电商企业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而逆市上扬，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形成的市场，与传统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间能够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他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贸易进出口量。
可以做一个判断，10年后，全世界的货物贸易量：三分之一是传统贸易的形式，三分之一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加工贸易，还有三分之一会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这是一个趋势，所以跨境电商潜力巨大。
还有一个概念，我国电子商务可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但就阿里巴巴而言，其超过80%的业务量都是国内贸易，国内贸易规模全国第一，但它的国际贸易量只有10%左右。所以，尽管阿里巴巴国内贸易规模比亚马逊大得多，但亚马逊网络平台上的国际贸易量是阿里巴巴的4倍还多。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做得还不够，把这块做上去也会拓展我们的贸易市场。
第五，努力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我们去年4.6万亿美元进出口，其中2.5万亿美元出口，2.1万亿美元是进口。我们出口贸易世界最大，也容易引起所谓的贸易摩擦。美国现在是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口国，每年大致2.6万亿美元，我们是2.1万亿美元，差距约5000亿美元。所以，如果我国通过逐步降低关税，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额逐渐提高到2.5万亿、2.6万亿美元，最终拿下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大国地位，这个指标比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更重要。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持续稳定的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第一，进口国是他国市场的衣食父母，中国如果成为进口大国，这会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争相与你合作，使我们收获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第二，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易拥有商品定价权，这个不言而喻。第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升格为商品交易的计价货币，变成硬通货。第四，中国成为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也能更好地平衡货物贸易的国际收支。第五，进口产品的增加还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供应结构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所应该看重的。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谋划、新布局，也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总之，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是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以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撤资论、脱钩论等“逆全球化”言论。中国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