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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20期）
美国今年二季度GDP增速为2.0%，远低于一季度3.1%的增速。尽管美联储在7月和9月两次下调了联邦基金利率，使美元基准利率区间从2.25%～2.50%下降至1.75%～2.20%，但美国经济仍未见起色，反倒愈发沉滞，乏善可陈。
“美国经济的本质问题是贸易政策混乱带来的货币政策混乱”
8月2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8月，约占GDP三分之二的消费者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开支，较7月增长0.1个百分点，为6个月以来最小增幅。这表明特朗普的关税战和贸易战已对国内大众消费造成影响。同时，8月美国核心物价指数上涨0.1%，未达到0.2%的预期中值。8月的美国非农数据亦不及预期，预期就业人口15.8万人，实际增加13万人，前值16.4万人，远低于预期。
9月数据亦不合格。美国9月Markit制造业PMI终值 51.1，预期 51，初值 51。美国9月份ISM制造业指数降至47.8，创下自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预估为50.0；9月ISM非制造业PMI降至52.6，创三年新低，预期55.0，前值56.4。同时ADP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就业人数9月份增加13.5万人，预估为14万人，8月份为19.5万人。
而从纽约联储在9月17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当天，启动了近10年来首次回购交易以缓解隔夜货币市场资金压力的动作上看，美国经济和货币市场盘面都遇到了空前的压力。当时有效联邦基金利率较前一交易日跳涨12个基点触及2.25%，达到美联储利率目标区间的顶部（2%～2.25%），公开市场报价甚至达到10%。
分析人士将9月17日回购协议市场利率飙升至10%归咎于超额准备金的缺乏，这是自10多年前全球信贷危机以来从未见过的利率水平。
对此，有分析指出，美国资金供给的突然紧缩意味着大量资金流出美国银行体系，这对美国经济绝非吉兆。而如果说是因为美债吸收了美国银行的准备金，那马上就应转化为财政部在银行的存款，数据显示并非如此。
自此之后，纽约联储9月20日宣布开启每日例行隔夜回购操作模式，声明称其公开市场交易台将继续进行隔夜回购操作至10月10日(周四)，每次金额至少为750亿美元。同时还将进行3次14天的定期回购操作，每次金额至少300亿美元。
9月26日，纽约联储决定扩大9月27日执行的回购操作资金规模，其中14天期回购操作最大限额将提高一倍，至600亿美元；隔夜回购操作的最大限额从750亿美元提升至1000亿美元。
尽管如此，资金面的紧张形势并未有所改观。
从10月1日起，隔夜回购拆借利率突然从2.50%迅速蹿升至约4%，依然显示美国短期融资市场美元荒局面依然如影随形。
近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确表示，有可能需要比预期更早重启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
对美国经济当前所表现出的颓象，尽管特朗普把责任归咎于美联储，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专业人士大多认为，美国经济的本质问题是由于贸易政策的混乱而带来了货币政策的混乱，美联储不得不以减息来对冲特朗普贸易政策不稳定所产生的影响。
冷静、客观、系统地看待美国经济下滑对我们的影响
眼下的美国经济的确已出现了下行趋势，不然美联储也不可能做出下调联邦基准利率的决定，并同时在增加市场流动性上展开多年未见的动作。
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高度联系的今天，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下滑对中国绝不是福音，因其溢出效应必不可避地会波及到中国。
最直接的会表现在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上和对中国的投资上。同时，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将直接或间接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带来影响。
而从资本市场层面看，全球资本市场将率先对美国经济下滑做出反应，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现在要做的是冷静、客观、系统地分析清楚美国经济下滑对自己的方方面面影响，未雨绸缪，及早做好各方面的应对准备，避免受到过大的负面影响和冲击。同时，要从敌手的衰退中寻找可发展自己的机会，抓紧办好自己的事。
要特别看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飘忽不定必然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货币政策的把握带来不确定性及挑战。
美联储先后在7月和9月连续两次降息，每次25个基点，这与市场预期基本一致，但操作手法组合明显偏于宽松。迄今纽约联储已通过回购方式向市场投放至少达到7000亿美元规模的流动性，这对市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季度美元指数从96.8352点上升至99.3985点，全季度美元升值2.64%，这既超出了市场原来的预期区间，更有违美元的宗旨与意愿；与此同时，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岸从6.8517元下跌至7.1483元，贬值4.32%；离岸从6.8585元下跌至7.1402元，贬值4.10%。
9月的美联储会议显示美联储对增长前景相对乐观，但政策分歧加大。
9月美联储例会有3票反对降息，7位委员认为今年还应再降一次息，5位委员认为今年剩下的时间美联储应维持利率不变，还有5位认为应加息一次，多数委员都认为到2020年底仅会再降息一次。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叫嚣的美联储降息的真实目的旨在刺激美元贬值。
因此，预计第四季度不排除美元干预行动的可能，无论是总统、财政部还是美联储都具有干预的可能。
摩根士丹利全球外汇策略负责人Hans Redeker在10月初的电子邮件中称，如果美联储通过购买2500亿美元美国国债来增添同等规模的银行准备金，美元指数到明年1月将可能跌至95，明年晚些时候最低跌至91。
同时要看到，货币政策对因需求不足所引发的供给下滑常会表现得无能为力。
美国黑石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就担心，美联储可能会走上与日本和欧洲类似的货币政策道路，认为如果美联储把利率下调得太多，那么就会制造出原本试图解决的问题。
历史数据显示，美联储在2007年9月—2008年12月间连续降息10次，联邦基金利率从4.75%大幅调降至0，但如此大幅高频的降息并未阻止美国经济滑入衰退。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经济的走势变化会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多的不确定性压力。
当然，一国经济下行或衰退，意味着其对外博弈能力的下降。对中国来说，美国的经济下滑无疑会给自己增添管理外部需求、外部供给的压力，但也会给自己提供加快内部完善和调整的时间窗口及空间。
笔者认为，当前实现中国经济有质量的增长关键在要解决好三大领域的问题:
一是致力提高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在内的产出效率，二是大力提升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三是及时、系统地提供旨在改善社会治理、商业环境、市场健康的制度供给。而这些，都应该在一些关键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有所体现、有所贡献。
瑞士洛商管理学院9月发布了2019年度IMD全球数字竞争力排行榜(WDCR)。
今年，美国继续蝉联榜单第一，前五名依旧是美国、新加坡、瑞典、丹麦和瑞士。
亚洲地区表现亮眼，多个经济体排名大幅上升，中国香港与韩国首次跻身前十名，中国大陆排名从第33位上升至第22位，是整体排名提升幅度最大的经济体。
而未来的数字竞争力将集中体现在“数”与“智”的融合能力上，即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融合程度上。这无论对中国的制造业，还是对金融业，还是对其他各业，都是需要在战略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及早做出规划的事情，这既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效率，又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