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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民热烈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日子里，各行各业都在总结自己的辉煌成就。作为国民经济血液和润滑剂的金融业取得的成绩更是让世界刮目相看。谈起银行业改革，大家习惯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到1993年为探索国家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阶段；1994年到2002年为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准备阶段；2003年至今为国有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事实上，改革开放前夕，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中国银行就开始为重振国民经济筹集必要的外汇资金，为金融业的发展培养干部。所以，从“文革”后期到1979年银行从财政分离出来；1979年至1993年作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为国家筹集了大量低成本外汇资金，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这两段历程是开拓性的，体现了金融人的承担和奉献精神。
计划经济下的银行是国家财政的出纳
我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8月1日，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独立营，成为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6年后被选送到辽宁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入学时就知道自己是财政部代培的。1977年毕业了，我拿着财政部的报到通知书，来到北京三里河，接待我的人事局领导说，你被分配到国外局，到西交民巷工作。我这才知道，那时候财政部下面有两个局是和银行有关的，一个是国内局，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一个是国外局，就是中国银行。
当时，银行就相当于财政的出纳，业务是很单一的，国内主要的信贷业务，只有工商信贷和外贸信贷两种。人民银行负责工商信贷，中国银行负责外贸信贷，而且是刚刚从拨款改成贷款；国际贸易最主要的是“大贸”，就是和“苏修”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易货贸易。国家间外贸部门每年签署货物互换协议以后，全国共有8家外贸进出口公司按计划执行，我们银行就是转递单据、记账。每天早晨，一麻袋一麻袋的外国单据来了，我们就戴上套袖开始拆单，按国别、按公司、按付款日期摆放好，货物单据送给各公司，付款凭记待到付款日就拿出来记账付款。
1978年中，改革开放之前，我有幸参加了中国银行在镇江召开的出口结算工作会议，为期一个月，主要是制定中国银行对资本主义国家业务的操作规则：《中国银行办理出口跟单信用证的基本规程》和《中国银行办理无证出口结算业务的规程》。这两个制度的建立，对我们国家加快出口收汇、安全收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段时间的工作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银行老一辈领导，顶着巨大压力，想方设法为国家筹集宝贵的外汇资金，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建设。
1977年、1978年，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认识还是有禁区的。比方说，我们对外筹资也得绕过“两个凡是”的禁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策”。对外筹资是向外借债。所以，中国银行的领导想出了用“同业互相存款”和“存款便利”的方式来筹集外汇。
1978年9月，中国银行和巴黎银行签订了100亿法郎的存款协议，折合约22亿美元。当年12月，又与英国的渣打银行、劳合银行、西敏寺银行等10家银行签订了“存款便利”协议，金额12亿美元。
中国银行和外国银行之间相互存款表示双方合作。但实际上中国银行在外国银行存得少，外国银行在我们这存得多，用这个办法来利用外国银行的资金。这种做法也是顶着巨大压力的。当时中国银行利用外汇引进先进设备，帮助建设远洋船队，被说成是“以买船压造船”，破坏自力更生。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服务，被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些错误的认识，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彻底的澄清。
中国银行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准备了宝贵的外汇资金。改革开放伊始，国内所有经济特区的第一笔外汇贷款，乃至之后十几年的外汇贷款，都是由中国银行提供的。
筹集更多资金，管好用好外汇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方案。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同时成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负责集中管理和统一经营全国的外汇业务。
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1983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设出来；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1986年，国家又组建了交通银行。除了交通银行，其他4家银行各有各的专业，但彼此之间又互相有委托代理业务。
1980年1月，国务院批示，中国银行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是：认真履行国家外汇专业银行职能，做好各项外汇工作，组织和积累更多的外汇资金，在管好用好外汇资金上下功夫，真正发挥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促进、调节和监督作用，为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从上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银行作为国家外汇筹资的主渠道，运用“三贷业务”（政府贷款、出口信贷、混合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双边和多边的商业贷款，以及在国际市场发债，为国家筹集了大量的外汇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石油勘探开发、沿海各省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等。
1979年4月，中国银行乔培新董事长率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法国，分别签署70亿美元和10亿美元出口买方信贷协议。
1979年5月，中国银行与日本输出入银行签订4200亿日元（约20亿美元）的第一笔能源、交通贷款协议。同年8月，中国银行与31家日本商业银行签订了100亿美元贷款协议。1980年7月，中国银行与瑞士信贷银行签订第一笔政府贷款协议。上述贷款，打开了我国借用外债筹集建设资金的禁区，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宝山钢铁厂等22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到了1993年时，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给我们提供了优惠贷款。这些贷款用在了汽车生产线、煤矿、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械设备等，使得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都得到了升级。
如1987年8月，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中国银行转贷37亿美元给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最大的一笔转贷款。
如今，每逢在媒体上看到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重大项目，都令我都想起中国银行当年为之努力工作的影子。
对于我本人，我可能是中国签发信用证（是指银行根据进口人的请求，开给出口人的一种保证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书面凭证）最多、金额最大的人之一。当年，这些优惠贷款都是用于进口贷款国家的资本货物，都需要开立信用证，而且全中国的进口都集中在中国银行总行办理，我曾先后在两个进口处亚非拉和欧美澳处工作，相当于中国进口多少，我们就签了多少信用证。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于当年12月出台。主要明确：一是真正建立中央银行主导下的宏观调控体制；二是建立政策性银行，分流国有银行政策性业务；三是推动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化改革，按照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原则，把专业银行改造为国有商业银行；四是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
1994年成立了3家政策性银行，国开行、农发行、进出口行，分别承接建设银行、农发行、中国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同时出台的还有《国务院关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等等。外币汇率（从70年代末1:1.5，80年代初1:2.8）贸易内部结算价结束使命。各家银行在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牌价基础上，可以有上下0.5%的自由浮动，自己定价。因为这是一项很保密的工作，直到1993年12月28日，中国银行召开全系统处以上干部紧急电话会议，贯彻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公告的精神，成立总行外汇体改领导小组，抓紧制定有关管理办法，下发执行；抓紧模拟运行工作，紧急行动，培训人员。
我当时在中国银行教育部任副总，负责培训工作，组织录制了对改革的解读，编了一部电教教材。中国银行总行是结售汇的最大窗口，正如央行领导所说，中国银行顺利改革，改革就成功了。周小川行长当时在中国银行负责此项工作，他找到我，要我负责这项工作，并且对我提出要求，一定打好基础，再回教育部。这真是时间紧，任务重，要啥没啥，但这是国家汇率改革的大事，又有领导的充分信任，我只能接受，并马上开始工作。这时离年初开办这项业务只有两天时间，得先招兵买马，我请了已经退休的4位我以前的老师傅（王忠和、邵仍余、甄宝葫、徐德荣）来救急。人事部门马上在北京晚报上刊登招聘启事，次日选好4名同志，两名来自建行，两名来自工行。利用元旦假期我先写好了业务操作流程，上班后请4位老师审核、几位新同志学习。1994年一开门营业，很多企业来人咨询，也有一些银行前来请教。我们毫不保留地向他们讲解，因为这对他们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实行经常项下可兑换，汇率并轨是国家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银行的售汇环节非常重要，一定要成功。中国银行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虽然改革分流了我们的业务，但我们也要主动承担改革重任，走在外汇体改最前面。根据我的记录，好像在结售汇处牵头干了4个多月，我才归队回到中国银行教育部。
深化银行改革，推进股改上市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成功改制和上市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之一。
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之后，各家银行抓住机遇，积极响应。在人民银行的正确领导下都成功地进行改制，然后纷纷上市了。
但是在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的2001年10月，中银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于2002年7月在香港上市，率先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重组上市的试点，为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改革做出积极探索。
2006年6月和7月，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A+H发行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
本世纪初的几年，“中国的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成了众多国际报刊常见标题。而经过改制上市后，中国四大行均已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在全球的各类排名中，都有抢眼的表现，中国工商银行近年来被称为“宇宙大行”。
40年来，银行改革开放的成绩巨大，但也面临着新的、内外部的各种压力。认真总结40年改革、发展、开放的经验教训是迎接更大挑战的力量源泉。
（口述：张燕玲；撰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姚冬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