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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3期）
美国正试图通过贸易战从心理上对中国实施攻击，借力“羊群效应”挤爆中国债务或房地产泡沫，进而打击中国经济。由此可见，贸易战背后是金融战，而金融战的核心是股市摧毁战，即美国很可能通过击垮中国股市为美元霸权构筑“第二支点”。
一般来说，中国“股价极致性下跌+资本市场完全开放+产业投资完全开放（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外国资本可以大肆廉价收购中国资产”。由于股市聚集着中国90%以上的优质产业资本，加之中国拥有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产业资产及其定价权一旦被“注水美元”大量购入并控制，同时加入美国技术能力与这些产业资本结合的预期，美国债务泡沫和美元泡沫将被填实，美元霸权很可能因此获得坚实的“第二支点”——实业资本直接控制权。
如果美元霸权的第一支点和第二支点（编者注：“第一支点”和“第二支点”将在下文阐释）合成一体，那美国将实现从资源到消费品的全产业链控制，美元霸权将坚不可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个海外民间投资公司（OPIC），这是一家典型的美国政府背景的公司，特朗普上任之初本打算撤掉这家公司，但今年9月4日媒体援引《华尔街日报》消息称，OPIC不仅不会被撤销，而且将与政府其他相关部门的同类机构合并，成立“美国国际开发融资公司（IDFC）”，并扩大了职责范围，投资上限从300亿美元增至600亿美元。
这个被称为“OPIC扩权法案”的美国海外投资计划已经同时受到美国政府和国会众议院支持，现在只等参议院通过，该计划预计将获得参议院通过。国际社会普遍猜测，OPIC扩权法案是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来的。真正意图何在，恐怕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第一支点”摇晃：
美元在全球支付市场份额下降两成
过去40年，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呈现三大特征：一是以美元为核心；二是以金融为主导；三是以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为基础。这三大特征合成美国霸权的巨额利益——铸币税，即美国可以自己不生产商品，但可以用美元在他国任意购买所需的商品，尤其是一般消费品。用货币符号占有他国人民的劳动成果，这就是低成本高收益的“铸币税”，也是巨额贸易利益所在。为了实现这样的利益，美国必须确保国际大宗资源贸易使用美元计价和结算，确保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美元霸权的“第一支点”。
2008年金融危机动摇了国际货币体系，撼动了美元霸权赖以存在的“第一支点”，那个维系了近40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因美元地位的不断弱化而渐渐失去光泽，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因此减弱。
从历史上看，维系美元霸权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
第一，美国必须保持无限度的贸易逆差，以此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并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同时，美国必须不断降低本国制造业比重（如图1所示），以此确保美国越来越多地增加进口，输出美元。这种明显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还能保持多久？实际上，无论是古老的“特里芬困境”，还是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各国的伤害，已经动摇了美元信任和信用。
这从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持有黄金并相应减少美国国债持有量的变化中不难看出。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统计，美元在全球支付市场的份额已从2008年前的60%以上，下降至2018年的40%左右。这说明，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改变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和行动与日俱增。
第二，美国必须保持无限度的国债发行能力，且确保美国国债的绝对安全，这是美国保持巨额贸易赤字的前提。但是，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间，美国国债从9万亿美元上涨到21万亿美元，达到GDP的108%（见图2），再加上特朗普大幅减税和增加政府基建投资的政策，美国政府支出必须更多依赖大幅提高债务发行能力。在此背景下，国债上限制约稍有增加，美国政府立即面临关门窘境，这样的情况在2008年之后经常出现，而且频率越来越高。
第三，美国需要无限期容忍服务业主导经济，尤其是金融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地位，这导致美国无限期、无限度容忍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国之本、财富之源。”如果确信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财富创造的主体，那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必然是以财富再分配作为获利手段，尤其是金融业。
对美国而言，一方面是财富创造能力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是财富再分配能力不断强化，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加剧。
从过去40年的情况看，美国低收入群体越来越大，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信用卡透支维系消费水平，而且信用卡透支余额越来越大（见图3）。2018年3月美联储的调查显示，美国有40%的国民没有能力立即拿出400美元救急。这很可能引发许多致命问题，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一旦透支停止，消费能力将消失，美国经济将出现断崖式衰退；再比如社会动乱频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校园枪击案都撼动了美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第四，美国必须永远确保在全球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确保资源输出国出口交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不过，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输出能力不断增强，军事力量有效恢复，不断弱化美元在其资源输出贸易中的占比，这已经降低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撼动了美元霸权赖以存续的基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军事问题，在美国国债发行经常遭遇上限约束，美国政府因此而频现关门的情况下，美国军费开支还有多大增长空间？美国还有多大能力确保其军力在全球的绝对优势？
第五，需要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债拥有无限的增持热情，这是美国国债极其重要的发行保障。不过，美国财政部2018年8月公布的数字显示，在34个海外美债持有国中，至少有12个最大的债权人集中抛售了美债，俄罗斯和土耳其甚至清仓抛售。从具体数字看，2008年，美国国债余额9万亿美元左右，境外投资者大致在4万亿美元，占比大约45%；但到2018年，美国国债余额21万亿美元，而境外投资者仅持有约6.2万亿美元，占比降至30%左右。这说明，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热情正在不断消退。
不仅如此，一些支撑美元霸权的条件也在弱化。比如很多国家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产生了怀疑；再比如，很多国家对实体经济的重视弱化了金融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等等。这些改变都说明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让美国政府感到不安。
如果美国不能做出实质性改变，美元霸权利益将消失，美国将为此承担后果。一旦美元霸权“第一支点”坍塌，那或许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解体，意味着美国面临巨额的美债、美元的全球性抛售。这是远胜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大经济灾难，甚至可能导致美国经济一蹶不振。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出现的。所以，美国要和时间赛跑，需要其总统特朗普大打“迷踪拳”，这能否让美国“再伟大”？时间是最大的问题，无论对哪个国家。
有观点认为，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科技实力和人才实力，不愁实体经济快速恢复。但从过去的实践看，在曾经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生态下，美国的技术能力往往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跨国公司为了避税把大量利润留存海外，但它们的债务却留在美国国内，美国政府和民众无法获得足够的好处，反而过度的债务却弱化了美国本土经济的强度，这是不是也会对美元霸权构成严重威胁？
构筑“第二支点”
美元霸权的“第一支点”是全球资源贸易计价和结算权。不过，倚重这一特权发财，不仅时时刻刻需要面对“特里芬困境”，而且美国只能依赖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去发行更多美元，并借以实现“铸币税”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薅羊毛式”的“零和掠夺”，不仅早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反感，而且上述前提条件的制约和软肋也已经被世界看得清清楚楚。随着经济成本、军事代价越来越高，美元霸权的负效应日益明显。实际上，欧元的诞生就是为了削弱美国霸权，而其诞生之日也成为美元的心腹大患。此外，人民币的不断崛起也在挑战美元霸权。为此，美国不得不寻求改变，为美元找到并构筑起更为坚实而壮硕的“第二支点”。
特朗普大打“迷踪拳”的本质是在为美元霸权构筑“第二支点”，而这个“第二支点”就是美元通过对全球制造业资本的直接控制，让财富创造力变成美元霸权扩张的坚实支点；如果“第一支点和第二支点”合成一体，将构成美元对全球经济——从资源到最终消费品的全产业链控制，而一旦成功构筑，美元霸权将彻底掌控全球经济，而且坚不可摧。
实际上，早在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时就提出，美国经济“再工业化”的政策主张。奥巴马上台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为什么要搞“再工业化”？表层原因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让世界看到，就连美国这样拥有绝对货币霸权和超级金融能力的国家，如果任由制造业不断衰落，任由产业空心化蔓延，美国同样逃不过金融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之深刻、影响之深远绝非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所能比拟。所以，美国必须扭转制造业颓势，改变经济空心化趋势，因此提出“再工业化”政策主张。
“再工业化”的深层原因何在？显然是通过“再工业化”让美国的科技实力变成财富创造力，再以财富创造力为美元霸权构筑更加坚实有效的支撑点。试想，如果美国通过产业科技优势主导全球产业资本价值，而美元又直接控制着全球产业资本的市场定价权，那美元不仅可以依据资源涨价而扩张，而且还可以依据产业资本价值和价格提升获得扩张，甚至可以依据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而扩张，这将是何等巨大的权力和“铸币税”利益？如果真能实现这样的美元霸权，美国将成为全球经济无可争辩的统治者，而美元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到那时，所有国家货币将永远失去摆脱美元控制的基础条件，存续于世的美元数量因此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美元泡沫将不复存在，而美元霸权将因此获得更大的利益，再也没有对手。
真会发生这样的事？理论上是会发生，否则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要做事与愿违的事情。比如，以削减美国贸易逆差为借口，启动关税手段制约中国，但美国贸易逆差却越来越大；以恢复工业、吸引国外投资为理由大幅减税，但外国对美直接投资（FDI）在全球占比却不断下降。
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判断，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更多是心理上的。这应该也是中央经过长时间观察后得出的结论。
为何瞄准中国？
不少观点认为，美国通过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较低的融资成本以及不断提高的进口关税，实现美国“再工业化”。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政策仅仅是过程和手段，并非真正目的，终极目标在于对全球实体经济资本的直接控制。所以，与其说美国在搞“再工业化”，不如说是在搞“全球工业再控制”。
为什么说“再工业化”只是手段？
其一，通过“再工业化”政策和加息、缩表等手段吸引金融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这会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恐慌。从预期上击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信心，进而摧毁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资本价格（股市价格），为美元收购创造条件。
其二，真要把其他国家的产业资本吸引到美国建厂，这并非美国政府单方意志能决定的，这不仅取决于企业家意愿，而且也将受到各企业所在国政府的阻止。实际上，特朗普实施各种政策手段之后，美国在全球直接投资（FDI）中的占比不升反降，而其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这表明美国政策事与愿违，也反映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惯性强大，不可能说变就变。
不过，美国不会因此停止实施“再工业化”政策，因为这些政策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美国“再工业化”，很可能是声东击西，旨在击垮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稳定和股票市场，进而击垮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信心，为“注水美元”在全球收购廉价实业资产创造有利条件。
很显然，美国这次的着力点是中国。
中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一点上，德国和日本都不及中国。但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实体经济的技术水平远不及德国和日本，美国为什么要贪图中国实业？
事实上，恰恰因为中国实体产业技术相对落后，反而更加符合美国的胃口，因为美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强大，如果收购技术能力已经很强的德国和日本企业，美国技术反而会有诸多不适应，而且资产升值空间有限。所以，美国全力掌控中国中低端产能，就会使其技术拥有应用空间，资产就能有更大的升值空间。应当看到，中低端消费品是人类生活必需品，也是最大的商品市场。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技术战、军事战的目的绝非贸易平衡，也不是什么政治因素或“一带一路”，这些说辞无非是多角度恐吓的不同工具而已。贸易战的核心和关键只有三条：第一，从心理上击垮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念，使股市暴跌，让中国实体产业资本价格远远低于价值；第二，逼迫中国“无度开放”资本市场，甚至逼迫中国政府放弃国有企业的权益维护；第三，美国政府放宽对人民币贬值容忍度，一面拿贬值当说辞，一面纵容人民币贬值。三者相加的结果是美元更具备收购中国资产优势的基础条件。
美国使用“超级大棒加小胡萝卜”的方式让民主党、共和党轮番登场，所谈内容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拉拉打打，但核心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可能满足美国的资本市场开放需求，尤其在放弃资本跨境流动管制、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等方面更是让美国急得两眼冒火。实际上，从当下中国“非正规媒体和境外媒体”所构建的舆论场看：前者高呼中国股市就该没完没了地下跌，跌到“有价值”自然有人买；后者则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开放、再开放，无条件地开放。
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有管理开放”的主张，坚决反对 “无条件开放”。实践证明，越是开放的经济体，越需要更为高超而有效的管理手段。从实际情况看，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遵循“有管理开放”的原则。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他国资本收购本国企业必须经过政府部门的严格评估和审批，关系重大的收购案例甚至需要国会审议。
从历史经验看，亚洲和拉美国家实行“无条件开放”已经酿成严重后果，有着深刻的教训。所以，开放与管理相辅相成，开放是改革管理的过程，而绝非排斥管理。当然，管理也不意味着封闭。
还有观点认为，中国核心资产参与流通的股份有限，而且大部分还是控制在自己手上，所以股市收购仅仅针对一小部分股权，不会导致大权旁落。但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而非控股权，控制股票价格可以达到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控制企业的目的。
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当核心资产价格（股价）过低时，政府绝不允许他国资本以控制企业为目标收购这些资产。金融危机之后，境外投资者购买美国金融巨头的股票，需经美国政府严格审查，要买只能是投资性目的，但无论股权占比多大，都不允许主导或控制公司经营行为。
中国怎么办？
中美经济各有优势，原本是可以互补的，但美国刻意破坏这种互补关系，同时无视中国为中美经济平衡所做的努力，这正说明美国另有企图。所以，美国施压中国的手段不断升级，变本加厉。中国不仅需要提防美国，更需要实实在在地应战策略。
由于美元霸权还存在，而且维护美元霸权的各种手段和工具依然强大，加之在施压中国过程中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要看到“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此外，还要尽可能在“打交道”过程中争取主动。这是中国制定“反战策略”需要遵循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五项建议：
第一，以“不妥协”为主，把握好妥协与不妥协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形势发展看，当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对手的情况下，就摆明美国的诉求已经不是简单的谈判与妥协的合作模式，而是一种经济斗争，所以妥协没有任何意义，任何妥协都会变成对方加高筹码的基础，没完没了。况且，世界并非美国一个国家，中国给美国的条件也要适用于其他国家，这会使中国非常被动。为争取主动，需要以不妥协为主。但是，在希望改革开放的领域，则需要采取主动原则，先给世界友好国家。
第二，以“不接招”为主，把握好接招与不接招的辩证关系，这就是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想打、你就打，我不一定接招儿。对我国需要进口的商品，该怎么进口就怎么进口，以价格最低为原则，并不排斥从美国进口。把“正义的反制手段”当成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压低进口价格的同时，降低中国应对贸易战的成本，让中国人民受益，让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尽可能少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让国际市场消除“渔翁之利”的贪念。应当允许那些不反对中国的美国农民和中国正常做生意，让他们充分意识到特朗普政策是错误的。
第三，爱谈不谈。要谈，你来找我谈，但要谈必须平等姿态，对等妥协，否则就没得谈，以此争取主动。至于开放的程度和条件，必须“以我为主”；社会制度是主权问题，不谈判。
第四，以主动姿态寻求中美贸易平衡。主导方法是针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实施“临时弹性关税制度”，关税收入返还企业。所谓“临时弹性关税制度”大致三条：其一，说不准何时停止，提醒希望抢夺中国市场的他国投资者，不要盲目在中国优势领域投资；其二，税率高低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以中美贸易平衡为准，提醒美国“临时弹性关税制度”有可能影响美国物价，但一段时间之后会稳定下来；其三，关税收入返还对美出口企业，弥补其对美出口的数量损失。当然，中国还需要告知WTO和世界各国，实施“临时弹性关税制度”是中国迫不得已的结果，它只适合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不适宜任何其他国家。
第五，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内问题的解决上，要尽快让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状态，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如何解决自身的问题？这取决于对关键问题的正确分析。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恶性循环是目前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源头，必须首先破解。破解的关键在于依据实体经济为本的根本要求，改革金融机制，彻底扭转金融短期化趋势（网络阅读： http://www.ceweekly.cn/）。
责编：陈栋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