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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会否转向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 中国经济周刊 》(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决定,从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这次降准时机、力度把握精到,其所针对的情况变化是:

    一方面,持续年余的去杠杆、强监管政策效应在今年上半年加速呈现,譬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5月,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进一步回落,比上年同期低1.9个百分点;再譬如截至5月末,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同比增速仅为6.8%,创有史以来最低纪录,甚至不及过去10年年均增速(17%)的零头……而这种总体趋向稳健、有序的金融态势,为后续货币政策微调创造出了更多灵活机动的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去杠杆、强监管政策效应加速呈现,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基调逐渐显现出边际力度趋缓的必要性,譬如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仅为7608亿元,创22个月以来新低,比上年同期减少3023亿元,环比降幅更是超过50%,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部分影响到实体经济融资供给,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管理,也构成了一些时点性的考验。

    所以这次降准是一次主动、及时的相机抉择,市场对此实则早有较一致预期。目前真正留存的分歧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今年以来连续降准且力度一次强过一次,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就此转向,去杠杆进程暂告一段落?

    在央行反复重申坚持“稳健中性”情况下,上述疑问其实并不难做出解答。中国至少在可预见时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货币政策转向。依据在于:

    首先,从最直观的政策信号来看,今年以来固然已经3次降准,但这3次降准无一不带有很强的定向性,譬如第一次降准主要为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第二次降准主要为帮助商业银行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这一次则主要为支持实施“债转股”及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些定向性操作其实都是对结构性去杠杆的加强,而非削弱。

    其次,从中国金融开放趋势下必须接受的外部约束条件来看,中国虽然仍握有货币政策独立性与主动权,但由于当前境外主要经济体已开始步入退出量化宽松的通道,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利差,已渐有脱离“舒适区间”的势头,人民币汇率在美元指数走强的背景下,也已暂别年初强劲升值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继续保持相对适意的外围环境,就必须先立足于维护自身政策平稳,避免“急转弯”自乱阵脚。

    最后,抛开所有技术性分析,中国不可能重走货币刺激老路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的货币存量依然巨大;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依然高企;中国在房地产市场等领域,依然存在挤泡沫的强烈需求;中国的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也依然存在卷土重来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向高质量发展坚定转向过程中,绝不可能套用收益越来越低、副作用则越来越大的老办法,去应对新时代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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