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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来最持久、最严厉、最广泛的反腐行动。
大约在两年前，人们还很难相信，这样一场反腐行动会真实发生。
时间回到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在那场见面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大约两天以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又在会上强调，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中央领导人强调腐败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这并非首次。因此，那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与之前的许多年里常规的反腐形态有何不同。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足以颠覆人们的想象。长期停留于纸面上的反腐，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同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以猛药去疴、壮士断腕的决心，旗帜鲜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而且要“老虎苍蝇一起打”。
因此而应声落马的官员数量和官员级别均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两年左右的时间，落马的高级别官员达到了60人之多，其中包括正国级的周永康及副国级的令计划、苏荣、徐才厚。在这60人当中，还包括4位中央委员、6位中央候补委员，还有一位中纪委委员。
尤以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的落马为甚。周的落马打破了中国官场多年的“潜规则”。“刑不上大夫”正式成为了历史。
重击山头主义、帮派主义
人民日报刊文称，周永康一案，敲打官场，最大的一点，是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
从以蒋洁敏为代表的石油系，到以李东生为代表的政法系，再到由郭永祥、李华林、冀文林、沈定成、余刚、谈红组成的周永康六人秘书帮，他们形成了攻守联盟的圈子和帮派。人民日报称，这是以派系来定义“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无视大局。
令计划一案，所指向的同样是山头主义。
2014年2月到8月，短短半年中，山西省有7位副省级官员落马，其中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是令计划的二哥，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金道铭、中科协原党组书记、太原市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以及另一位太原市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等4人均与令计划有交集。
在令落马后，隐于其后的一个勾连政商关系的神秘圈子“西山会”亦经媒体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在媒体的报道中，隐秘的政商帮派“西山会”，以不低于3月一次的频率聚会，豪车接送，地点为不固定的会所，且有超强的保密色彩。而令计划被指为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这种以山头主义、帮派形式存在的“小圈子”文化形成了官官之间以及官商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交易关系。最后“拔出萝卜带出泥”，造成“塌方式腐败”，也导致了整个山西官场的坍塌。
在帮派结盟中，相当一部分因地缘、籍贯结成，于是同籍贯官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在已经落马的60位高官中，与令计划同为山西籍的落马高官有11位，位列各省份之首；与蒋洁敏、李东生同为山东籍的落马高官为6人，排名第二；与周永康同为江苏籍的落马高官为5人，排名第三。
在周、令二人落马之前，习近平曾于2014年1月14日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警示：在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令案之后，在2014年12月29日召开的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重申：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斩断家族裙带腐败
周案与令案另一明显特征是家族腐败。
在周永康落马之前，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兄弟侄子、娘家和亲家，皆因涉嫌巨额贪腐接受调查，引爆了整个国内的舆论场。
同样，在令计划落马之前，他的妻子、兄弟侄子，也无一例外地因涉嫌巨额贪腐接受调查。
事实上，这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家族“裙带”贪腐并不仅仅限于周案、令案中。
另一位副国级官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亦是如此。
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其妻“于姐”多次染指江西的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工程项目等诸多领域。而不少江西省内的高级领导以贿赂其妻的方式，变相贿赂苏荣，以此获得苏信任和提拔机会。而在苏荣落马前后，江西省多名与苏荣或其妻关系密切的官员也悉数落马，其中包括省发改委主任李安泽、新余市委书记陈卫民、副省长姚木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新余市长丛文景、江西地税局局长王平等。
而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抱团贪腐，其影响之恶劣、危害之严重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曾经的蒋孔宋陈四大家族的腐败，即被理解为蒋家王朝覆灭的内因。
中央决不可能允许家族腐败团队在党内的存在。
在周案落马后，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党内决不能搞封妻荫子、封建依附那一套，搞那种东西总有一天要出事。
“巡视”与“派驻”全覆盖互为补充
与“打虎拍蝇”相适应，中纪委反腐体制改革也在加速推进。
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已将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从125个清理至14个；在机构、编制和人员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整合了6个内设机构，增设4个纪检监察室，使负责具体查办案的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至10个。
而留给公众印象最深的纪检改革则非“中央巡视”莫属。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在十八大后两年时间里，中央巡视组已经完成了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轮巡视“全覆盖”。中央纪委根据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立案查处了一批腐败案件，包括苏荣、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广州原市市委书记万庆良、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天津市原公安局长武长顺，以及山西省发生的“塌方式”腐败案。中央巡视组同时发现了被巡视地区和单位管理的一大批厅局级、县处级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
从“巡视”成果看，中央巡视组发现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线索比过去明显增加，发挥了很强的震慑作用。
这当然与中央的重视密不可分。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五次听取巡视情况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每一次都发表重要讲话，为巡视工作指明方向。
另一方面，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要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中央决定，将首次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等7家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中央纪委派驻机构。
与巡视制度专注“打虎”不同的是，派驻制度专注的是预防，防患于未然。
“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以及巡视制度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这是中纪委反腐体制改革的一组互为补充的制度设计，最终指向的是“标本兼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