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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最后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一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受邀发言的四位企业家中，两位是民营企业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马云对总理说，民营企业家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信任。总理当即回应：对民营企业家，政府不仅信任，还要依靠！
大约两个月前，李克强才刚刚给民营企业家们派送了一份“大礼包”：金融、石油、电力、铁路、资源开发和公用事业六个行业将向民间推出一批含金量高、企业急需又有利于加强转型的项目。他还要求，中央有关部门逐项解决民间投资中存在的“三重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这被视为新政府更加重视和推动民间资本力量的重大信号。有媒体统计说，这是今年政府召开的22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第7次直接谈到通过体制改革，引入民间资本，鼓励民间投资。
自上任以来，李克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未来中国要全面深化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具活力的增长力量，改革红利的释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来实现。
不妨回顾一下历届三中全会曾作出过的对中国未来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决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了市场化改革道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则勾画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
在每一次的重大改革之中，一方面，民营经济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推动着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另一方面，在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下，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抑制，造成民间投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了整个经济产出的效率，也扭曲了经济结构，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于是，呼唤政府自我改革，进一步打破过度垄断和过度管制，激活民间力量进入金融、能源、电信、铁路等垄断领域，进行市场有效竞争，重新掀起新一轮更高效市场化改革的呼声日盛。
在此之前，从2005年的老“非公经济36条”，到2010年5月的新“非公经济36条”，再到2012年47部委引导性政策密集出台，中央政府虽一直在努力，推动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由于“三重门”等重重障碍，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如今，李克强再次要求有关部门逐项解决民间投资中存在的“三重门”。相关人士预测，民间资本投资或将迎来黄金10年。
观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非公经济36条”当然是最具标志意义的历史性文件。理论上，从出台该文件的这一天起，民营经济将与国有经济一样，在绝大多数领域，享有同等的投资主体地位和投资机遇。
当然，理论与现实总有不可逾越的差距。
新老“36条”落实难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5年。
这一年的1月12日，对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而言，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性时刻。那一份为民营经济正名、被称为是“民营经济宪法”的文件——《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老36条”）终于出台。
文件出台之前，经过了漫长的调研和论证，历时近一年半之久。
2003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受托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查组，针对当时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赴江苏、浙江、广东等数省市开展调研，频频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一个多月之后，调查组形成了一份长达17页的调研报告，即《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呈交全国政协。厉以宁同时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写了信，并附上报告。
据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在《环球人物》杂志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2013中国民营经济论坛”上回忆，在这份调研报告里，主要反映了民营企业的四大问题：第一是市场准入难，许多领域进不去；第二是融资难、融资贵；第三是税费负担重；第四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温家宝很快做出批示，希望国务院相关部门按照十六大精神出台系列文件。”
根据温家宝的批示，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和宏观经济研究院为主，吸收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商务部、央行、国土资源部、科技部等20多部门参加，组成一个促进非公经济重大政策专题工作组。该专题工作组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形成了《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性文件（修改稿）的意见建议》，后经多次修改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促成了“老36条”的出台。“‘老36条’围绕上述四大问题，特别是市场准入做了具体的部署。”保育钧回忆说。
据悉，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央的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至少5次听取了民营企业家的意见，民营企业家们的意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如同保育钧所介绍的那样，这份文件最终赋予了民营经济在行业准入方面的最高原则——“非禁即入”，即除去法律中明确禁止民营资本进入的投资领域之外，民营资本都可以进入，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设置障碍。
民间资本一片欢呼。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民营经济非常疲弱。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营经济得以复苏并逐步发展。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公经济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并在国民经济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许多专属于国有经济的垄断行业，民营经济仍然只能是望而兴叹。
2005年，在垄断领域对民营经济的长期禁锢中，民营老板们似乎看到了解禁的希望。全国也掀起了一股以“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浪潮。
然而，长期形成的行政垄断以及政府管制的惯性，使得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民营企业“非禁即入”的原则始终难以落实。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庞大的投资中，“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国企，民间投资空间受到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阻力。” 保育钧说。
据媒体报道，2010年3月4日，在温家宝出席的政协经济、农业联组会议上，厉以宁在主题发言中提出，避免“政府投资冲动陷入怪圈”，需要厘清政府以及国有资本投入的边界，同时解决民营资本在各个行业的“平等准入”问题。
温家宝当即做出回应表示，要着力解决民营资本在投资领域所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问题。
事实上，当时，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很快出台了新的政策。大约在两个月之后，《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36条”）出台，试图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渠道。
但收效甚微。2008年以来庞大投资的惯性依然很大，新36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至2011年，高达51.8%的民营企业500强认为政府有关部门观念未扭转，对政策的执行不到位；38.8%的企业选择垄断行业企业对新进入者有较大的抵触；20.4%的企业认为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这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普遍困境。
中央力破“三重门”
还是厉以宁，今年4月底，由他牵头的民间投资权益保障研讨会在珠海召开。据保育钧介绍，研讨会上，大家反映了不少意见，厉以宁根据大家的意见总结归纳了三条：
第一，在民营经济的问题上，应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坚持一视同仁。“尽管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来对民营经济平等竞争，但民营经济发展了这么些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作为一个平等的对象来对待。”
第二，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应坚持合作共赢。“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做到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
第三，在对民营企业的权益保障上，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严格依法办事，不能搞双重标准。“而大量的事实表明在维护权益问题上我们坚持了双重标准，对国有企业公有制是一个标准，对民营企业又是一个标准，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往往是政府的权力部门。”
保育钧说，5月8日，厉以宁将这三条意见呈送习近平总书记。很快，在5月10日，习近平做出了批示。之后，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对全国人大、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对国家发改委分别做了批示。
保育钧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张高丽对发改委的批示十分急迫，请发改委尽快拿出意见鼓励引导民间投资。之后，发改委与全国工商联进行座谈，希望全国工商联作为独立第三方调研两个‘非公经济36条’落实的情况，形成报告。”
在此背景下，6月，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全国工商联花了近两个月时间分赴十几个省份、各种直属商会对“非公经济36条”及42项配套实施细则的落实情况做了调查评估，形成了书面报告，而这份报告最终也得到了来自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9月6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独立第三方的评估汇报。
第三方评估反映，两个“非公经济36条”落实得并不理想，主要问题如下：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仍遭遇不少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部分实施细则不具体、操作性不强或门槛设置过高，实践中很难落实；对政策落实缺乏考核监督，一些法规规章也没有及时作出调整等等。
“政府相关部门在落实新老‘36条’的过程中，细则不细，可操作性不强，有些部门甚至把中央的文件抄来抄去，成为文集汇编。尤其是‘老36条’，各个部委都在敷衍、应付，没有落实的诚意，民间资本根本无法进去，这就是所谓的‘玻璃门’；‘弹簧门’指的是，民资可以进去，但还是会被挤出来；还有那些涉及到多个部门的项目在各部门之间推来推去，形成了‘旋转门’。此外，一些部门原来的行政规章和产业政策也阻碍了‘36条’的落实，也就是说，在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政策是相矛盾的，不做相应的调整根本落实不下去。” 保育钧一一细数。
在这份报告中，独立第三方还对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市政公用事业、金融服务行业、商贸流通等十大领域市场准入落实的情况及相关原因一一做了剖析，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
据保育钧介绍，李克强对此报告非常重视，认为报告内容深入扎实，让“玻璃门”和“弹簧门”现了形，国家发改委要督促有关部门对照自查，并与第三方评估参照找出差距，逐项解决。
“听取意见之后，总理一方面要求各部门制定支持民间投资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另一方面，他采纳了全国工商联的建议，尽快在金融、石油、铁路和电信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含金量高、企业急需，并有利于加快升级转型的项目，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保育钧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如前所述，现在国务院各个部委出台的细则，跟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是相冲突的，然而，要修改法律、法规，重新出台细则，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当务之急是在六大领域推出一些示范项目来实现一些突破，以起到带动效应。”
民资将迎来黄金10年
现在看来，民营资本似乎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
在 “2013中国民营经济论坛”上，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向在座的民营企业老板们乐观地预测：“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一定会越来越重视民间资本，要进一步激活民间资本。”他认为，未来的5到10年间，民营企业将迎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奇迹会成群结队地在民营企业当中出现。“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靠政府投资来拉动，还是要更多地依靠民间资本。”
保育钧提供了一组数据：2010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60%，2011年占61%，2012年占62%，2013年1月到8月占63%。“这个比例是空前的，但还远远不够。到2020年要实现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当中不超过70%，两个翻番很难完成。”根据他的分析，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有效投资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原主任陈乃醒也认为，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形下，民间资本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亟需它们更深入地参与国民经济建设。“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是改革的一部分。李克强总理讲会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这是很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
“我们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释放社会中蕴藏的活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时期，更多地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看来，从2005年的“老36条”到2010年的“新36条”，再到现在的进一步督促落实，代表了中央改革开放的决心。“整个经济的发展不能缺少民营经济，不能缺少民间资本的进入。从高层来说，这种认识、态度和基本的取向始终不变。”
“‘非公经济36条’的最终落实与整个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特别是行政体制中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对资源的垄断配置，无论是‘玻璃门’、‘弹簧门’还是‘旋转门’，均与此相关。”罗仲伟认为，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国有企业非常大的功能在于控制，而不在于效率。“国有企业要考虑对经济某些领域的控制，但这并非说国有企业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于是，连同国有企业的改革一起，民资的进一步“解放”成为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突破的共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