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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3年前，良性经济行为的价值观被摧毁，世界经济不平衡，政治已不可能解决导致经济危机的问题；13年前，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形成，世界经济已经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只有在30年前，当新自由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世界还有选择道路的机会。为了避免世界经济再次出现危机，现在的政府必须审慎做好当下的决策。
对于很多我称之为“自主经济体”和“发展经济体”的国家（包括中国）而言，当前重创西方经济体的这场经济危机同样对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总有人问，这场经济危机是可能被避免的吗？
这样宽泛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尤其是在没有界定时限的前提下。从多长的时间范畴来看，这场危机是可能被避免的？换句话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问题的本质不是问“什么时候”，而是问“如何”才能避免2008—2013年的这场危机？
如果我们在3年、13年或者30年前问这样一个问题，答案一定是不一样的。从这三个时间节点，我们或许能通过“看起因、查结构、比结果”推测出目前这场危机的端倪。
从后果逆推起因的分析方法是很启发人的，有助于我们找到避免在未来3年、13年甚至30年后出现危机的解决办法。特别要记住，现在不过就是过去的未来而已。
3年前
——良性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已被摧毁
很明显，从3年前来看，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很难避免的。当时，金融投机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能靠危机来解决。毕竟，所有生活必需品、服务和再生产来源于实体经济。政治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只能在危机后调整，所谓“百废待兴”，但调整的代价是巨大的。
3年前，良性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已经被摧毁了。即便不是每个地方都如此，但在相互联系紧密的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与良性价值观相悖的观点显露于经济的很多方面。2010年，金融和经济的受损程度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在现有体制下，没有什么政治力量有能力重新带领经济走出危机。
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也是惊人的。尽管全球化程度已然很深，但这个星球上的经济仍被分割成接近200个经济体，而不是由诸如欧盟这样的几个大块构成。
3年前，所有经济体都显露出外部平衡的缺失，具体体现在极为明显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如果我们忽略统计上的错误疏漏，全球范围内顺差和逆差额应该相互抵消。然而，假如我们把当时的所有顺差和逆差相加，在2008年，这两者的差额占到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6%！在这样的结构不平衡情况下，危机怎么可能不出现？
13年前
——新自由主义主导国家政策
13年前又是什么样？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有可能避免今天的危机吗？在这里答案变得更加复杂。
当时，人们确实做了一些努力：人们就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基石）和新凯恩斯主义（在很多圈子里重新受推崇，但也绝非是医治当前疾病的灵丹妙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面是全面放松管制，另一面是合理政府干预；一面是绝对市场主义的辩护者，另一面是政府作用的拥护者。很多国家成功抵御了新自由主义的攻击，大国中如中国，小国中如斯洛文尼亚。
与此同时，在其他国家，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思潮间歇性地出现，比如印度和波兰。一些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为了向美国示好，它们最开始选择信任“华盛顿共识”，但后来，它们还是采取了“反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
在西方国家，不管是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主义”还是英国工党的“布莱尔主义”，都未能阻止新自由主义的风暴。于是在世纪之交，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学界和政界的主流。后来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那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崩溃，危机爆发。
30年前
——危机可以被避免
那么，30年前呢？今天的多层面危机，在那个时候有可能被避免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在当时不断清晰的全球化背景下，完全没必要去追寻新自由主义。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还是非常粗浅的流派，只是循着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规划的道路发展。市场经济模式的特征，包括社会凝聚力和机制化，也就是既允许私有企业的发展，也强调国家监管，保持生产力上升与资本有效运作间的平衡关系，它还关注到自然环境和文化层面的发展。
然而当时，社会市场经济运行良好的北欧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微不足道，致力于统一的德国和经历结构性危机的日本正忙着处理其自己的事务，新兴经济体的学界政界精英们还处在天真烂漫的时期。于是，在美英等国的带领下，世界因为自己过度的贪婪和普遍的短视，踏上了另一条路。
现在我们有必要对未来下结论了。现在，在美国和中国、欧盟和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等这些主要国家，决策者和思想家都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为未来的30年负起责任，这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智力与政治努力。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年1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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