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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据媒体近期报道，中国经济新一轮投资下半年起陆续启动，总投资规模预计将达“万亿元”级别。
而国家发改委官员透露，决策者将不再启用“N万亿投资”的概念，新一轮投资将注重优化结构，“以长带短”，慢热释放。由此，新一轮投资接下来需要解决的课题是：如何在过去投资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外围环境深层次改造，克服投资依赖巨大的惯性，真正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位一体，齐抓共举。
为了解决这个课题，首先就要搞清楚原本只是中性手段的投资拉动乃至投资刺激，为什么成为难以摆脱的长期投资依赖？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的储蓄率始终居高不下，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的一般特征而表现出资本相对剩余，同时，较低的利率水平和行政主导下强烈的投资冲动，致使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出现。
探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无非源自于下述三种因素中的一种或多种：一是生产要素总量增加；二是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三是技术变迁。但由于中国的要素投入并未能同步内生出技术水平提升以及经济结构优化（相对而言），加上随着中国已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开始逼近供给上限，若要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进一步加大资本投入力度，但是，这很可能会成为下一轮更大的结构性失衡的起点。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似乎演绎了上述逻辑，其结果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平均投资率超过37%，几乎为全球平均水平两倍，而自2003年以来，更是连续10年超过40%，2008年之后，则又进一步升至50%以上。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的效率却在1992年以后反而出现了明显的反转，投资率和生产活动的效率呈反向变化。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打破投资依赖自强化怪圈入手，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扭转资本积累率与技术变迁率之间长期被倒置的关系。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尽可能地由高技术变迁率诱导出高资本积累率，而不是希望借助人为生成的高资本积累率，“跨越式”地催生出高技术变迁率。
在基本因果关系厘清的前提下，新一轮投资改进的路线的基本脉络大体有两条：一方面，扩大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干预，引导民间投资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垄断和公共事业领域；另一方面，强化竞争机制，收紧预算约束，逼迫政府与国企投资更为注重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