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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引擎。但这个引擎如何科学地发挥作用，不被误读与异化，引发了专家、学者的审视与担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最需要规划的，全国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让各个地方政府去创新、去摸索。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增加决策透明度，增加社会的参与度。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样理解城镇化对于拉动经济的引擎作用？
李稻葵：城镇化毫无疑问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但是城镇化比较容易被误解、被误操作，因而城镇化是最需要规划的。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地区性的规划委员会，从国家层面，到地区层面，再到每个社区，都有规划委员会。城镇化不是说完全放开让市场来做就行了，但是完全靠政府也做不到。所以需要国家层面有一个基本的规划，然后让各个地方去研究自己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城镇化发展计划。
《中国经济周刊》：推动城镇化需要土地管理、户籍管理、财税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具体操作时应该怎么去找突破口？
李稻葵：我想这个问题说实在的非常复杂，但是也可以高度简化，就是让地方政府去创新、去摸索。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在土地问题、户籍问题等方面摸索办法。
中央政府只能管最基本的规划，比如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的规划。地方的发展不能突破水的承载能力，不能先聚集了一两千万人口，然后反过来让国家给建一个饮水工程，那就成了国家的包袱了，不能拿人口当人质。
《中国经济周刊》：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说过度追求GDP的增长，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投资建设等，今后这些问题应如何避免？怎样使城镇化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李稻葵：其一是认识上在变化，地方政府逐步认识到，光有土地、厂房不行，人才不进来，投资不进来，城市发展不起来；此外，经济格局也在变化，现在出现了蓝领工人相对短缺。各个地方的经济掌门人都意识到要竞争劳动力了，而不是竞争投资、竞争土地，是要想办法把劳动力给吸引过来，留住。怎么做？那就要搞户籍改革、社会福利改革等。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计算过，如果要将现有1.6亿已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在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付出成本约1.8万亿元。您觉得这个成本应该怎么去消化，怎么去分担呢？
李稻葵：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误区，一谈到公共项目投资，马上想到财政税收的投入，其实很多的公共产品完全可以由民营资本来提供。举个例子，纽约市的垃圾处理不是政府主导来做，而是政府招标，由私营企业来做。通过这种方式把本来政府需要花很多钱去处理的垃圾回收这件事变成了反而有一定的财政收入的项目。
要开动脑筋，把很多所谓的公共产品化解成“准公共产品”甚至“私有产品”，来动员民间资金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