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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年逾五十的俞敏洪仍像个在校大学生：长袖衫、牛仔裤、运动鞋、双肩包，走路带风，说话语速飞快，激情四射，见人喜欢拥抱，身边围绕的也多是大学生和创业者。
朋友揶揄他“就爱混校园界”，俞敏洪对此欣然接受，说：“我是有浓重校园情结的人。”
如今，作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下称“新东方”，EDU.NY）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俞敏洪，能力、经验、资源、人脉都随着新东方在纽交所登陆被再度放大，他打算展开真正的理想国蓝图，“创办一所鼓励通识教育、培养人文主义精神的私立文科大学”。
这似乎意味着圆满，在创办新东方20年后，俞敏洪终于无法满足于短期教育和各类演讲的碎片化表达，打算把自己所提倡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创办一所“新式大学”。
新东方：“去俞敏洪化”未完成
俞敏洪可以说是中国民办教育的标杆式人物，他的名字也与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培训集团——新东方画上了等号。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里，俞敏洪是失败者，高考考了3次，在北大任教也被迫辞职，当年在电线杆上贴招生小广告时的他肯定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中国最出名、最富有的老师。
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俞敏洪的个人资产达到10亿美元。
与财富并行的，是俞敏洪的个人影响力。他开始扮演多个角色：民办教育家、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他及其领衔的新东方团队还在全国多所高校举行上万场免费励志演讲，被誉为当下中国青年大学生和创业者的“心灵导师”、“精神领袖”。
问他最喜欢哪个头衔，他爽快地回答《中国经济周刊》：“企业家不需要定位，教育家或导师，都是大帽子，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任何意义。”
无疑，俞敏洪的个人影响力已经成为新东方最大的无形资产。2012年7月，浑水做空新东方惊动国内外，一夜之间，新东方股价缩水34%。为迈过这道坎，逐渐淡出的俞敏洪高调回击，调动公司副总经理级别以上的高管，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质询和调查，并发动多位企业家好友，大量回购公司股票，使新东方股价迅速止跌回升。
事后，有人评价：“俞敏洪力挽狂澜，一个人救了一个公司。”
“最大的感悟就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好公司。”俞敏洪谈及此事时说得云淡风轻，“这个事对新东方带来的影响是股价下降，但我们也借此向全世界证明了新东方这个公司没问题。”
除了证明，也有反省。俞敏洪坦承，“做空事件”对新东方起到倒逼作用，“在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管理上提高了一个层次”。
曾经，俞敏洪、徐小平、王强等新东方“元老”被誉为“铁三角”，他们嬉笑怒骂相互挤对，在兄弟情义和利益关系的碰撞中推动新东方前行，直到分道扬镳。徐小平说，新东方一直没有走一条路——现代企业制度。
2010年，与所有个人色彩过于浓重的企业一样，俞敏洪主导了新东方“去俞敏洪化”大戏，重调组织架构，将职业经理人推上前台，下放执行权。陈向东由高级副总裁改任执行总裁，职责范围从所有学校延伸到各业务线条的全面管理。
“我现在是不参与新东方日常管理的，我负责战略方向和宏观把控，陈向东负责具体操作。”俞敏洪认为，在管理方面，“已经去了50%了”，但他也深知，真正的“去俞敏洪化”是做不到的，“因为我的影响力还是太大了”。
在新东方，俞敏洪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新东方里，处处都是俞敏洪。
自己投个正规的基金会
俞敏洪常常自嘲：“我就是个穷酸文人。”
瘦削、戴着眼镜的俞敏洪非常符合“文人形象”，他永远彬彬有礼，文绉绉地说话，走到哪里都要看书，被一群“海龟”朋友们讥笑为“土鳖”。他笑嘻嘻地摇头，“文人相轻是陋习”。
2006年，“文人”俞敏洪带着中国第一只教育概念股跨进纽交所，标榜着“东方的精神，西方的规矩”的商业哲学，成为一个“资本家”。
转眼间，这个中国文人已经成为华尔街投资者的新宠，学会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并逐渐运筹帷幄、游刃有余。
如今，俞敏洪开始用“资本家”的眼光来审视“文人的问题”。他首先看到的是大学基金会。“基金会本身量就太小了，清华、北大基金会，只有十几个亿的捐款，这是很不合理的。”
作为“文人”，俞敏洪希望企业家们多多捐款，但作为“资本家”，俞敏洪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不捐，因为基金会的管理是不正规的”。
“怎么管的我们不知道，而且其运行效率太低，回报率连银行的利息都不到。”俞敏洪认为，基金会必须明确投资和产出，采用“真正符合国际化标准的办法来运作，比如像美国的大学基金会，完全是按照职业经理人的方式来运作，把基金会交给了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
在美国，大学基金总量在过去10年间都翻了数倍，保证了充足的使用量。但在中国，基金总量不足，运行效率过低，基金缩水问题难以解决。
从技术操作层面上来看，“实现并不难”。俞敏洪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是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责任不分明的问题。”
俞敏洪认为，基金管理应该使用商业规则。“10亿做成20亿和做成5亿都是常见的状态。”但实际上，基金做多了，“大家会开心”；做少了，“我就被骂死了”。
在全国两会政协委员教育组讨论时，俞敏洪曾抨击中国大学教育“行政化”顽疾，也曾讲述他所提倡的商业规则和自由主义人文思想，但结果是，“大家都反对我，我一想也是，在座的都是公办大学的校长，哪里听我这一套。”说起当时的情形，俞敏洪还是笑呵呵。
没办法，说服不了别人，俞敏洪打算“拿自己的钱投”。“谁也管不了，对不对？”
办大学：不谈钱，只谈理想
对于大学，尤其是名校，俞敏洪有着超乎常人的热爱。他喜欢收集世界名校的校服，最爱穿美国哈佛大学的帽衫。当了老板，他仍惦记着一有机会就去名校进修，甚至不惜斥资千万，把整个新东方团队都送进美国沃顿商学院。
“只要奋斗不息，人生终将辉煌！”俞敏洪决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励志演讲并非空谈。
在俞敏洪的理想蓝图里，他要办一所非营利性的大学。“办学资金一定不会动用新东方的上市融资，主要靠企业家捐钱，他们的名字会被刻在墙上。”这所大学将以经济、法律、商学、哲学等专业为主，体现出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结合的办学特色。
在招生上，俞敏洪希望主要面向农村学生。“资助贫困学生念大学是我的梦想，一是因为我本身是贫困家庭出身，再就是因为我觉得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更具有爆发力和持久力。”
民办大学并不新鲜，近20年来，中国经历过民办大学的兴办高潮期，如今，全国民办大学超过300所，但大多面对着生源不足、教师队伍薄弱、人才培养滞后等难题。
“他们把校园造得太大了，用学生学费维持运营，还要有盈利，这不行的。”俞敏洪分析说，“兴办大学应该是不允许投资的，只允许捐款，当作公益和社会责任来做。所以我鼓励中国富翁办大学，目的要纯粹，没有收益。”
俞敏洪认为，国家政策上的不明朗是最大障碍。“政策上一方面说产权共有，一方面又要向经营者征税。这就好像你和一个人过日子，对方今天想这样，明天又打算那样，势必造成不稳定的感觉。”
在俞敏洪看来，民办大学就像培训学校，实质上应该是是民办教育公司。“就是公司化运作，市场调控就完了，作为教育领域的主管部门，对教育质量做监督和控制，免得误人子弟，但剩下来的事就交给市场解决，他办不下去就会关门，教学质量不行也会关门。”
从事着一个不无敏感的行业，俞敏洪一直保持着和政府领导部门的积极沟通。“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以免产生误解。”
即使如此，俞敏洪也感慨，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表。“在中国，这个事情不是我能预期到的，如果说土地在那儿，你只要符合手续就能够买，那就会有预期。”俞敏洪准备了两条路，“一条路是自己整地以后造大学，一条路是干脆把别人的大学买下来。”
准备多年，俞敏洪深知其中的复杂和不易，“我现在有点倾向于后者，买别人的学校。因为自己造太复杂了。”他透露说，已有几个选择在接洽，具体的决定仍需等待。
有人说，这是民办教育对公办教育的挑战；也有人说，这是老俞对中国教育体系和制度的挑战，老俞赶紧摆手，“我就是实现点儿自己的理想，仅此而已。”
俞氏语录
“只要奋斗不息，人生终将辉煌。”
“从自卑中间走向自信的人是真正的自信，从一开始就盲目自信的人其实没有自信。”
“如果你要引人注目，就要使得自己成为一棵树，傲立于大地之间；而不是做一棵草，你见过谁踩了一棵草，还抱歉地对草说：对不起？”
“蜗牛的壳是自己加上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只在一个点上。”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天才，天才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攀比的。”
“名次和荣誉，就像天上的云，不能躺进去，躺进去就跌下来了。名次和荣誉其实是道美丽的风景，只能欣赏。”
“艰难困苦是幸福的源泉，安逸享受是苦难的开始。”
“人生的奋斗目标不要太大，认准了一件事情，投入兴趣与热情坚持去做，你就会成功。”
“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充满了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