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收入倍增”不成“被增”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令国人欣喜的人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倍增计划”为走向崛起的中国，指明了发展的最终目标：满足人民过美好生活的愿望。

    这是可期待的希望。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已经达到7.7%，有专家认为只要保持每年6.8%的GDP增速就能完成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同步双倍增目标。目前已有报道称西部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倍增在2015年前后完成。

    缓解税收负担焦虑是关键

    但人们更关心切身的感受，百姓想知道怎样实现倍增，对自己是“倍增”？还是“被增”？在这个话题中，个税问题很受关注。有学者提出，应该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

    税收常被称为痛苦指标。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痛苦也是快乐的“源泉”。如北欧国家的宏观税负高达40%~50%，但是多数民众对高税收制度持肯定态度。他们没有西欧的罢工、没有美国两党的征税大战、没有中国民众的税收焦虑。再看一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听一听美国财政悬崖，无不受困于“源头活水”税收的枯竭。所以，实现倍增目标，关键不是少交税，而是民众的税收感受。

    北欧能够成功地建立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稳定社会，是他们运用创新理念的实践成果。20世纪30年代的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但政府的分配体制重点已明确：全民利益至上，全民平等就业至上。为此，政府通过高税收保障统一、公平的分配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等这些领域的资源，通过规定失业救济领取的时间期限，要求能工作的人都工作。在社会成员总福利给定时，越强调分配平等，社会福利效应越大。这种社会福利保障模式使全体社会成员过着体面的中产品质生活。税收的使用解决了民众的后顾之忧。

    当前社会上对个税问题的热议，说明目前我国民众对个税改革有强烈的渴求，但关键不是少交税，而是缓解人们的税收负担焦虑。2011年9月1日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纳税人数已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再调起征点意义不大。考虑具体家庭负担，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收个人所得税，才是应该呼吁的。

    调整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更应该高声呼唤的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公平，还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北欧五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在0.25至0.26之间，是社会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他们20%最贫穷家庭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10%，大约为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半。而且高税收没有阻碍经济绩效，瑞典、丹麦、挪威、芬兰人均GDP都是排在世界前位的国家。高税收也没有养懒汉，他们的失业率常在2%～3%的范围内波动，远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7%-10%的常规失业率。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富有挑战性。北欧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平均为20%，接近19.7%的全球平均储蓄率。我国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有社会习惯因素，更是人们对各种后顾之忧担心的防御措施。近十多年，我国在支农、惠农、促进城乡协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加强社保、教育、医保、住房等基本民生项目的建设上，财政政策均发挥着分配调节的积极作用。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都在同步提高，但人们的牢骚和不满情绪也在上升。这些情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内心反映。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民间调查报告认为：我国201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基尼系数的平均数0.44。高基尼系数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是我国效率优先原则发挥作用的体现，同时超过0.60的基尼系数也预示着我国家庭收入差距悬殊，减少机会不均，调整社会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实现人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容易的，但“被增长”的感觉不美好，人民的幸福感与人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步实现需要大智慧来系统性规划。通过舆论宣传，依靠政府推进改革，让社会形成正向价值观，让人们感受到税收使用带来的好处，让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让民众的过度期盼回归理性，让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坚实完善，人们才会充满自信、快乐地行走在倍增的道路上。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