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企业社会责任需“胡萝卜加大棒”

    人不能被狭隘的纯经济学思维所左右，只有跨学科的思维才有广阔前景，只有超越经济学的多维价值取向，才能对未来做出更好的预测。经济不是这个世界和万物的全部，我们要重视经济及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不能一叶障目。西方价值在这场危机中日薄西山，新的价值正在形成，这正是我们现在正在求索的。

    西方价值的没落

    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再回到危机前的价值标准了。事实将证明，回到过去不过又是一次错误的冲动，并不会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世界进程中有过转折，带来的是深刻的文化、体制和政治变革。

    我们对“幸福—不幸福”的抉择，恰恰说明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一个怀疑和困惑的时代（对于对现实感到不幸福的人来说），一个希望与探索的时代（对于对现实感到幸福的人来说）。

    必须有所改变，着眼未来而不是墨守成规。这对于处于不同文化体系的整个世界，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即使我们能努力让西方经济有所好转，这只能为经济乐观主义添一小块砖。

    现代“放任自由”经济的危机和意识形态的危机相辅相成，结果是让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思想挑战：对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思维的失败，我们并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应对举动。西方资本主义再一次证明，市场并没有消灭欺骗，民主也没能防止愚蠢。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正在探寻新价值与新理念之时。

    我们需要什么价值？

    新思维的出现需要时间，尽管思维间的融合正在发生，但这个世界最终不会由某一种思维所统治。思维的出现是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新思维将以实用的角度去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有人认为理论与实际并不总是匹配，但事实并非如此。

    未来或许会出现多种价值体系，将促进全球化参与、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团结与融合、可持续发展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怀疑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这一切不切实际。现实主义者认为万事并非非此即彼，需要强调的是，纯粹完美的世界或许并不存在，但值得去努力争取。

    因此，行动比口号更重要。

    在目前全球化发展水平下，所有的价值取向表面上都是一致的。谁会有充分理由去反对可持续发展呢？谁敢公开拒绝惠及大多数的全球化？谁敢公开谴责对不同文化的宽容、摒弃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谁会坚持自由论到非理性状态，甘愿接受严厉批评而去反对社会团结与融合？

    表面上，不论是工会组织还是金融钻营者，都是立场一致的。那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口头的立场，而在于实际行动中应用和体现出的价值观。那么，在经济活动中，我们更应强调怎样的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教育救不了经济

    过去的一些年里，“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广受关注。然而这只是新自由主义另一件华丽的外衣。我并不否定许多人真实的诚意与决心，但是把企业社会责任当做经济救赎的想法是天真的，就好比相信人因为有了摩西十诫和其他道德标准，就一定会从善如流远离罪恶一样。人是会犯错的，商业行为也一样，而且有时候犯下的罪恶更多。不管如何制定规则，仅仅靠标准和原则是无济于事的。机制上的胡萝卜加大棒仍然不可或缺。

    诚然，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价值观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原因在于它不是自发产生的，必须强制执行。对崇高道德的追求必须伴随法律的保障。你可以呼吁、要求、倡议、建议、赞扬和组织会议，也可以粉饰网站、制作广告，但这些都杯水车薪。就像只是要求不许谋杀（还是会有杀人案）、不许偷盗（很多人照偷不误）不够一样，只声明“不要剥削”（或许剥削更多）是完全不够的。

    现在，几乎所有的商学院都教授“社会责任”，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都是浪费时间。这类教育大部分只是教授了如何表达对公众福利和大众利益关切的实用技巧，而不影响商业行为对利益的攫取。这就好像组织奢华的慈善舞会，主题却是针对贫困一样。

    企业社会责任应落实在行动上

    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需要实实在在地落实在实践上，特别是当企业行为引起负面效应，例如环境污染时，企业的这些价值必须强制遵循。或许强制时间久了，人们也会逐渐加强其自身社会文化中对社会责任的认同。真正的企业责任或许不是出钱建房，而是正确地处理污染物，不是负担企业员工子女的伙食，而是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对于企业自身的健康运作也是有益的。

    新自由主义将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看成是操纵舆论的工具，一种为做坏事做掩饰的面具。这边给孤儿捐几个铜板，那边从成千上万的无知储户手中榨取巨额财富；这边捐资建学，那边价格转移和偷税漏税，影响政府教育支出；一边好处捞尽，另一边到处树立关爱形象。目前，商业的本质就是赚取利益，社会责任大多是企业的幌子。在这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健全的机制规范经济活动。

    规则的目的是在鼓励私人利益积累扩张的同时，确保与社会总体利益并行不悖。未来，这必将成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价值取向。

　　（翻译：张璐晶）

    精彩语录

    社会市场经济需要把政治、文化和经济情况结合在一起。而只有这三者的结合在过去就已出现，并且能够长期存在，今天才可能有社会市场经济。

    北欧国家，包括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社会市场经济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国家领先的方面不仅包括一些具体的领域，如竞争力、制度成熟度、人力资本质量、环境条件、公共安全和互联网普及率等，也包括最普通的衡量指标，如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北欧国家，新自由主义和肆无忌惮的全球化的消极方面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摘自《真相，谬误与谎言》，更多内容请登录：www.volativeworld.net)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著有《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2012年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