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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缺少墙上的文明、博物馆的文明和文明遗产，我们其实真正缺少的是化入民生的一种文化权利和生活方式。”
从醒来到入睡，于丹每天的日程被精确到了分钟。她的随身包里总是带着一个手机充电器，她笑着解释说：“太忙了，我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人生不断电、不黑屏、时刻做好准备。”
于丹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视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之一。她正在做的工作是让文化能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里起到一些作用。
对于十八大召开后文化领域应有哪些改变，作为十八大代表的于丹坦言，“改变富而不贵”、“如何使文化权利平民化”等问题都是她关注的方向。
“富而不贵” 的我们
对于文化建设，于丹最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文化制度的健全，特别是给多元文化生存发展的空间。二是文化权利的平民化，文化教育权利的实现，特别是平民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分享传统文化。
于丹表示，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但并不是一个文化强国，大国可以是一种规模，但是强国是一种实力。我们的文化资源虽然多，但是它还存在着一些文而不化的现象。
“《易经》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的就是要观察了解世间百态，用一种价值观、思想理念去治理天下，这就叫文而化之。我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很多事情站在了起点上，但做得都还不够到位。”于丹说，比如，社会的富贵阶层出现了吗？“我认为是富而不贵”，财富在数字上体现出来了，但是生命的尊贵，包括人们的悲悯之心和公民应有的担当，以及对于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等，是缺乏的。
“我们不缺少墙上的文明、博物馆的文明和文明遗产，我们其实真正缺少的是化入民生的一种文化权利和生活方式。”于丹说。
用文化解决现代都市病
近些年在海外讲学过程中，于丹到过许多国家，她说，无论身处巴黎、纽约、东京还是上海，在街头吃到的东西，各种餐食都是大同小异的。“人们饮食的口味越来越能够趋同交流的时候，文化的口味也会越来越接近，你会发现，相比于村落，都市的相似性很高，所以，都市越来越有一种失落感，都市不再有原乡人，都市人是没有故乡的。”
“越是乡村，越是不可替代的原生态；中国东北森林里的猎户跟云南水边的人家，那是天壤之别。可是都市呢？越是现代文明，就越是批量复制的都市，”于丹说，“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都市病，要用各国的文化和哲学去解决中国的都市病。”中国的农耕文明在都市化进程中可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作用。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农耕文明中找到很多安顿的。中国人在土地上放下自己的种子、自己的子孙、自己的希望，中国人的这一套土地体系很重要，它让我们有归属感，让我们知道生活的秩序在哪里？”
如何让习惯于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在都市化进程中不斩断文明根脉？于丹表示，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庙会、唱戏，还要文而化之，让文明跟每一个人的生活挂起钩来，比如喝茶、下棋、读圣贤的经典，让人们在都市化进程中回到农耕文明的节奏，能够在心里找到一份安详。
“中国不是下一轮的话语中心”
迄今为止于丹的《<论语>心得》已经被翻译成了36国语言，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地区有售，于丹所到之处的讲座几乎场场爆满。
“我认为，现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一方面抱有强烈的好奇，一方面抱有强烈的成见。”于丹认为，怎么样沿着西方受众的好奇心去消除成见，需要中国人更心平气和地与之交流，而不是武力的征服或是强烈的文化说服。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不用着急去证明自己，用自己的文化去包容、去建设才是最好的态度。
“我不认为中国是下一轮的话语中心，我认为世界正走向一个多极文化的时代，我们能够作为一种有机的因素，在世界文明中去生成一个蓬勃的新生态，这就已经很好了。”于丹说。
在海外讲学时对于那些带有偏见或是棘手的问题，于丹从不会用“不知道、不清楚”来搪塞，相反她会心平气和地从对方的角度出发，或是用东西方文化特质中的对比来回答对方的问题。于丹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自己的从容和典雅，被人家问急了，就算是剑拔弩张地把人家制服了，其实也是输了。
中国作家的“硬权益”和“软系统”
前不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让一直被认为是“缺少经典”的当代文学界为之振奋。
对于莫言的获奖，于丹觉得，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国际的一大步，开始跟国际接轨了，但如果就此认为我们的当代文学在世界获得了认同还为时过早。“更贴切的说法是，我们已经站在了规则的格局之内。”于丹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在规则上与国际接轨，给予作家更多的保护和鼓励，能够用好的机制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当务之急。”于丹说。
于丹认为，中国对作家的保护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硬权益”的保护，就是在版权的维护上。第二个方面在“软系统”上，就是要鼓励文化意识的多元化。实际上莫言的很多题材，之所以受到国际好评，就是因为他从人性、从社会变迁入手反映了中国大地的变化。
无论是莫言还是于丹，他们的畅销书都长期遭受着网络侵权和盗版书的困扰。于丹表示，自己的《<论语>心得》正版卖了600多万册，盗版书居然达到2000万之多。
虽然身份很多，于丹说，老师是她最钟爱的身份，因为文化和教育是分不开的，文化是一种涵养，而教育是一种传承。于丹的理想是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动词文化的过程，就是去做文而化之的工作，“我估计这个够我做一辈子。”于丹说。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 于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