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蜂是我们全村人的事业”
青山绿水,草木葳蕤,小雨淅沥,溪流上高架起来的独木桥颤颤悠悠,山路有些漫长。唐虹,28岁的大眼睛藏族女子,已上任3年的关坝村村长,扎一个马尾辫,挎一只大背包,上山去看他们村的养蜂场。
山坡上一幢简单的活动板房,百余只蜂箱排列在屋前空地上。“上面还有一处”,唐虹指着还没组装的新蜂箱:“这条关坝沟,可以放5000个蜂箱,合作社今年才开始,买了1000个蜂箱,给村民示范,让他们入股。”
关坝村在平武县木皮藏族乡,临河靠山,山花烂漫,这里的村庄几乎都世代养蜂,守着自家山林,坐地招引野蜂,就近出售蜂蜜。
金吉昌家是养蜂大户,说起养蜂收入,老汉伸出两个指头:“占全家收入的两成。”金家有60多个新式蜂箱,还有几个老式蜂箱——一段段树干,一破两半掏空了再合起来,合缝中间挖一两个供蜂子进出的小孔。而新式蜂箱是四方的,也叫“活框蜂箱”。别看金老汉75岁了,接受新事物很快,他熟练地打开一个蜂箱,为客人展示它的好处。
金老汉说,老式蜂箱取蜜时要损坏蜂巢,而新式蜂箱中的活框蜂巢可以让蜜蜂直接并重复利用,加快了蜂蜜的产出,提高了产量,便于观察、管理,操作简单又不伤害蜜蜂,蜂蜜也更清洁、纯净。虽然新式蜂箱要100多元一个,金老汉决心买100个,加入合作社。
平武人过去“靠山吃山”,主要是砍木头、运木头。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森林禁伐了,靠山吃山似乎沦为盗伐、偷猎。国家财政补贴,寻找替代产业,但不论种植还是养殖,老百姓都要重新学习与适应,需要干部去跑市场找销路,有一个过程,能否持续发展还在摸索。
比如关坝村,全村90%以上的面积都是山地、林地,退耕还林后保留的耕地不到100亩。全村408口人,不可能都出去打工。尽管国家给补贴,但长久之计还要靠山林。退耕的山地种了杉木和核桃,收益要一二十年之后才能显现,这几年发展养羊,收入仅占一成。那么,传统养蜂能不能提高产出和收入?
唐虹说,关坝村的蜂蜜品质很好,野花蜜源没有污染。但是,四川的蜂蜜市场竞争很激烈,打入市场就得要批量生产、要质量。唐虹说,必须成立合作社,各家以蜂箱蜂群入股,也可以资金入股,收入按股分红。
唐虹历数合作社的优势:蜂箱进山,接近蜜源,专人管理,提高效率,蜂箱少、劳力少的小户也能入股获得收益;制定村规民约,发布公告,限制外来人进山,统一安排巡护,确保蜜源不受污染,蜂箱多的大户少了后顾之忧,受益更直接。合作社的养蜂规范化,淘汰老式蜂箱,提高蜂蜜品质,产品经过有机认证,价格就能提高,会有市场前景。正因为有了合作社,一家国际酒店集团已考虑收购关坝的蜂蜜,唐虹抱有信心:“这是我们全村每家人的事业。”
“采药、种药,还是要有协会”
又是小雨,从水晶镇到大坪村的4公里山路泥泞不堪,黄胶泥沾满了鞋帮和裤腿。村支书俞泽润这一向最操心的是翻修这条烂掉的简易公路,资金还有缺口。好在镇上的罗老板和记者一块上山,说起药材基地的建设,那是比较舒心。
关坝村的养蜂是“甜蜜”事业,苦口良药则是大坪村“靠山吃山”的传统副业。在大坪村村民的账上,采药曾经占到收入的80%。
大坪村接近岷山最高峰雪宝顶,很多珍贵药材如虫草、羌活、贝母、重楼、白芨,还有大黄、天麻、川赤芍等等,在岷山都有丰富资源。
罗仲平是平武水晶镇上的药商,他说20年前,镇上收购到的药材能有50多种,羌活、独活、贝母、天麻都是大宗,野生大黄一年能收30吨~50吨,羌活一年50吨。
但如今,罗老板一个劲儿摇头:“野生大黄基本看不到了,白芨几乎没有了,羌活只剩原来的1/10,重楼还不到原来的1/10……”他屈指数了一下,“现在能收购到的药材大约只有20多种;而且每年的收购量按10%~20%逐年递减。”据罗老板介绍,由于药材资源短缺,收购价每年递增,高的增加10倍以上。比如重楼,又名七叶一枝花,二三十年前只卖5元一斤,2009年涨到大约60元一斤。价格的暴涨,更引发了恶性循环,采药变得不分季节、不分大小,乱采滥挖,严重影响药材生长,野生资源更加危机。
大坪村村民俞远福说,过去到雪宝顶采药,一次走3天,吃些辛苦,一年能挣几千元,“搞好了”能有一两万元。但是现在,“采空了,采完了,没的药了”。
“保护区里还有”。但在雪宝顶保护区虎牙保护站,护林员收缴的不仅有偷猎的兽夹,也有挖药的锄头。山那么大,很难完全管住,保护区里的药材资源也岌岌可危。
珍贵的药材资源需要保护,大量的中草药需求需要满足,而老百姓的收入也需要保证和提高。怎么办?
2008年,水晶镇上挂起了一个“中药材生产经营者协会”的牌子,罗仲平成为协会联系人,重新开始踌躇满志。
经过一片间种了大黄的玉米地,走进大坪村,俞支书不断指着各家篱笆墙头伸出的枝叶说:“这个大黄长得好”,“这是金龟莲”;村边小块坡地上有树苗,“这是厚朴”,“那是黄柏”……走到一片空地,看上去野草稀疏,俞支书弯腰拨弄一株小草,叶子轮生,“这就是重楼,七叶、八叶,五叶、十叶都可能”。“有一棵大的,我带你去看。”在俞远福家,一棵从山上挖来的重楼在小院里已经长成层层叠叠的“大楼”,“收下种子,可以种50株!”
采不到药就种药,关键是种什么,种多少?能不能卖出好价钱?罗老板的体会是:“还是要有协会”。协会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制定章程,约定药材的采集标准,叫“可持续采集”。不论野生的还是自己种的,在采集时间、采集方法和晾晒方法上,都严格遵守可持续采集的标准。而按标准采药、晾晒,得到的是质量上乘的药材,才有希望获得比市场价高的收购价,而且可能找到订单。
协会最大的作用,就是找到订单。药农按订单种植和采集药材,药商按订单来收购药材,协会是双方的中介。来水晶镇签订单的是一家美国公司,2009年先签了500公斤“环境友好型南五味子”,即“符合药用植物可持续采集国际标准和国际厂商标准”;协会跟药农的收购价每公斤高于市场价3元。今年9月,美国公司来人到平武续签订单,这次是10吨南五味子!收购价仍然高于市场价,协会——2010年已经正式注册为专业合作社——从中能有约10%的利润。
这笔订单,吸引了水晶镇及周边460户药农加入“可持续采集”的队伍,2008年只有20多户参加的合作社,如今壮大了许多。
“让当地百姓成为保护的主人并从中受益”
从关坝到大坪,是平武农民“靠山吃山”的新思路、新手段——接受国际标准,接轨国际市场,山村土产走出岷山,走向世界。而这背后的推手,是一家又一家民间环保组织,他们的初衷,来自保护岷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追求。
14年前,北京大学学者吕植来到平武,投身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当时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的工作人员,面对平武的“木头经济”,吕植感慨:“批评很容易,但很苍白。”简单的执法与教育——“不许砍树!保护自然!”——不能解决问题。吕植说,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想的是吃饱穿暖有钱花。那么,如何既保护大熊猫和生物多样性,又让老百姓过上小康日子?如何既缓解对资源的压力,又发展地方经济?
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和天然林保护工程,陆续增建一批国家级、省级保护区,解决了亟待保护的一大块问题;地方政府寻求替代经济模式,寻求新的市场出路,也给岷山地区的生态保护带来转机。但是具体到一村一寨,山上山下,种核桃还是种花椒,养猪还是养羊,指令性、一刀切、简单化往往行不通。WWF、保护国际(CI)、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下称“山水”)等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配合,参照国外经验,根据当地条件,依靠本土人才,不断摸索切合实际的具体方案和办法。实践过程中一个思路逐渐清晰——“要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山水”的宗旨中有一句话:“让当地百姓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人并从中受益”。比起十几年前国家要保护、非政府组织要保护、专家学者要保护,今天来看关坝的养蜂和大坪的种药,没有项目官员在“坐镇”,最忙碌的是唐虹、俞支书、罗老板和俞远福、金老汉他们;不用政府官员来监督、督促,村民们自己就会根据协议去制止乱采滥伐、污染环境,他们要保护自己赖以谋生和致富的山林。
这里还有一个深刻的变化,就是替代产业的选择更植根于本土资源,植根于传统文化。“相信当地百姓是自然的守护者”,相信“靠山吃山”的乡土文化、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古老智慧今天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养蜂源于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是人类“靠山吃山”的成功经典;相传神农尝百草,中草药的利用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在今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掘、发展这样的本土传统副业,更具生态和谐之意义。就看大坪村,耕地1500亩,今年只种了800亩玉米,年轻人嫌种地不挣钱,都出去打工了。如果闲着的耕地能种药,不仅俞远福们不用辛苦爬山采药就有收益,把孩子扔给外婆去新疆打工的俞家女儿女婿可能都会回来一起种药,既坐收财富,又享天伦之乐。俞支书为修路闹心的资金问题,也许会因为村里耕地的升值而化解,而山上那些宝贵的野生药材就有了喘息、重生的机会。
这些本土副业的新生,伴随的是一种新的循环,是“山水”提倡的“运用新的经济、技术、市场机制与善治”,依靠着“国际视野,全球经验”。唐虹说,关坝的蜂蜜被国际市场接受,要经过有机认证,是在“山水”的指导帮助下完成的,传统养蜂做不到。而水晶镇成立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基于WWF尝试“传统药用植物可持续管理”的一整套办法,罗老板和俞支书都由WWF送到云南的产业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去参观学习。
平武正上演着人与自然持续共存的“靠山吃山”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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