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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GDP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比过低。近几年来，消费还呈连年下降态势，2008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这一比值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60％。
首先，居民收入及其增长情况，基本决定了居民消费需求及其增长。目前，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中，劳动收入占比不到40％，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到40％。
我们希望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但情况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对于数量巨大的小股民来说，总体并未获得增加其消费支出的财产性收入。高收入者从房地产上是获得了不菲的财产性收入，但其中转化为消费的比重很小，转化为投资的比重则很大。近年来，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所表示的居民消费支出有不俗的表现，是因为各级政府加大了转移性支出。这一块增量基本转化为低收入者的消费支出，进而成为解释当前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事个体经营的人数持续增加，个体劳动者在城镇就业者中的比重逐年扩大，经营性净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中的比例也逐年提高，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上述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在这一格局下的贫富差距及其扩大趋势，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首要因素。
其次，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我们不好说影响当前居民消费需求的第二位因素是什么，但在城镇，尤其是在大中城市，房价无疑成为制约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在目前高房价下，那些买房是为了自住和改善的居民，在“买涨不买跌”的从众心理驱使下，纷纷贷款买房，进而透支了一个家庭未来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消费能力。因此，不解决普通商品房价格持续走高的问题，不为穷人提供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保障性住房，提振居民消费需求就将是一句空话。
再次，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这就使他们都有着较高的支出预期，进而减少了当期的消费支出，这是解释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低迷，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再考虑到公共服务，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公共服务影响这部分消费者的程度还要更大一些。也就是说，有着较高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和穷人，一方面在较高支出预期的压力下，增加消费需求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在公共服务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存在问题，更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由此可见，对于增加低收入者和穷人的消费需求，需要收入、住房和公共服务三管齐下。
在不长的时间里，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服务，并推进其均等化进程，与服务型政府的改革与建设有关，其任务之艰巨也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居民消费需求，想要扩大不容易。尽管不容易，社会各界，当然主要是政府，务必要不遗余力地牵住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均提升至国际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