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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有时会对现实有些悲观。因为许多问题已经在今天显现，但是可怕的是我看不到这些问题是否会有缓解的趋势，也看不到拐点，于是我只能悲观地“展望”下一个十年。
“独一代”：交友困难，儿戏婚姻
十年之后，那时中国将有超过1亿的独生子女，这一20世纪80年代起出现的族群已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和中坚力量，并且很多已经为人夫、为人妻，或者为人父、为人母。由于在特殊的环境下长大，已经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沟通的障碍，从而引发社会在交友、婚恋等社交方面出现新现象。
人有三情，亲情、友情和爱情。诗人说过，一个人如果三情少一则遗憾，少二则痛苦，少三则虽生犹死。独生子女们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亲情，虽然他们有父母、有子女，但是却没有手足之情。
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教育，这种情感教育并非是单一的。人会在这一过程中体验各种情感，比如分享。对于独生子女而言，在家中是很难体验到分享的，因为除了他之外都是成年人。但分享这一品质却很关键，没有家庭儿童伙伴的孩子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品质。
还有就是小孩子在与兄弟姐妹游戏玩耍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心理体验，比如把别人欺负了就有成就感；被欺负了就有挫折感；一块儿玩有规则感；输了以后耍赖别人不跟你玩、臊着你，就有了羞耻感；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通常又是有度的，不会严重，这就有了对交往尺度的把握……这些心理体验都是在儿时就开始慢慢形成的，就如同学语言一样。
我们称这些为“童子功”，也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体验，孩子在进幼儿园、学校之后是无法补上这一课的。因为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兄弟姐妹是家庭外的儿童伙伴所不能替代的，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而独生子女一代普遍缺乏这些“童子功”，且缺失之后是无法弥补的。
虽然在农村，独生子女相对较少，但是他们面临的是另外一个亲情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将近有两亿，大量的农村家庭都是父母在外打工，而他们的孩子很多都是留守儿童，现在已经有几千万之多。他们从小在最需要父爱和母爱的时候却得不到，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在三情当中缺少的也是亲情，缺少父爱和母爱，这些留守儿童们长大以后，社交也必然要产生一些障碍。
这些成长经历使得“独一代”不会分享、不会妥协、不会信任，比如从婚恋上讲，他们的婚姻会维持得越来越短、家庭纠纷增多、结婚率低而离婚率却很高。直接后果就是出现很多的单亲家庭，这又必然要继续影响他们的下一代。
“网一代”：迷失在虚拟与现实之间
十年后社交的这些变化除了因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互联网。互联网的网民会越来越多，他们是互联网一代，从网络交友，到网恋、网婚，他们早已习惯在虚拟的世界中产生和交流现实的情感，这些事情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现在却在快速发展和扩大，而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主流。
虽然互联网也会带来很多正面的东西，比如互联网信息多，会扩大人们的自由度。过去人们的自由度可能在一个村落、一个城镇，但是现在却是整个世界，一个地球村。这可能带来很多影响，比如跨国婚姻的增多。
但是，我们不得不去考虑网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互联网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是它却越来越多地在影响着现实的世界。我接触过一个小男孩，他说在网络上有27个老婆，而且很多都不知道“她们”的真实姓名甚至性别，但是在现实中，他却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
我听到后非常惊讶。这种虚拟情感已经闯入到了现实世界，还占有了人们大量的情感空间。“80后”们确实赶上了这样一个所谓五彩缤纷、充满机会、充满诱惑、也充满着风险的空间和世界，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
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讲，毫无疑问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增长了他们的见识，甚至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体验在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得到的东西，比如各种各样的网络游戏，他们可以在网络里头可以过家家，可以买别墅，可以生孩子，可以去结婚，也可以去离婚，网络上还有法庭，还可以找律师辩论……丰富多彩；当然也可以凶杀暴力、阴谋诡计、肆无忌惮……这些东西如果发展下去，就是“电子毒品”。如果他们在虚拟中颠覆掉现实中的一切规则，不知道还能不能够毫无牵挂的回归现实。
目前，北京海淀法院处理的离婚案件中，每五对就有一对是因为一方网瘾成性或者沉溺于网络游戏而造成的。离婚，可不是虚拟的。
“老一代”：继续孤独着
中国至少有三个世界：北京、上海等发达的大城市是第一世界，很多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而农村就是第三世界。
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意大利、新加坡甚至韩国，尽管国家花样百出的鼓励生育，从生育奖金到“全民做爱日”，但很多人就是不生孩子，很多国家的生育率都达不到更替水平，比如德国，据说按现在的生育率，500年后将从地球上消失。
很多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有了这样的问题，高素质的年轻人不生孩子或者晚生孩子，使得人口老化，人口结构也更加不合理。如按照国际标准，年满六十岁老年人的比例超过10%就算老龄化，那中国从1999年就已经满足了这一条件。
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老人，物质上可能并没有问题，但是精神上却越来越孤独。而这一问题在农村可能会更加严重，农村的孤寡老人增多，但又不像城市老人一样有优越的物质条件，且社会保障体制又比较不完善、覆盖面很低，所以很多老人面临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问题，恐怕只能孤老终生了。
十年之后，社会将会变成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社会的两级分化也将更加严重。那时候，一个农民的孩子想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将越来越难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孙冰采访整理）
周孝正，1947年生于北京，著名社会学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