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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针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市场活力不足、企业融资困难、投资渠道不畅等问题，迫切需要国家财政发挥示范性和导向性作用，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发展。
上述表态兼顾到了文化体制改革起步阶段的约束条件以及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两者结合的过渡性安排是发挥国家财政的“示范性和导向性作用”。也就是说，时下针对文化产业施行的财政扶持政策将转变以往直投方式，转而通过探索贷款贴息、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促进实现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市场化。
配套措施的优化有赖于核心制度的创新。此前不久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降低准入门槛，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显而易见，此重大制度创新对于长期强调“情况特殊”的文化产业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否认中国的文化产业是在特殊国情下背负特殊使命的特殊产业，只不过，伴随形势变迁，文化产业的“产业”本质终究会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不断凸显，而这种第一性的本质归位，决定了文化产业同样需要经受市场环境的考验，以及接受市场逻辑的支配。
所幸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而其之所以新的最突出标志是开始抓住产权改造这一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大体而论，这种战略重心的移转起码具备以下两项必要性：
首先，受制于时代局限，此前我国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实际采取的模式是，在维护基本格局不变的前提下缓步推动妥协式、试探型的制度变迁，而这种模式虽大体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总体要求，但是，由于改革未能同步实现产权多元化、明晰化，因此，文化事业单位资本结构极其单一，政府不仅拥有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同时还掌握着此类资产的经营权和监管权。不客气地说，这种三权不分实质正是我国文化产业种种流弊的最大诱因。
其次，恰与中国文化产业既弱且散的落后局面成鲜明对照，发达国家的文化传媒类产业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产业转移的推动下，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行业巨头迅速形成了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业务架构，而这种高度体现为技术融合、功能融合、企业融合、市场融合的产业趋势，必然要求文化企业的筹资模式与治理结构同步实现质的飞跃。身为不断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努力不可能背离大势所趋而取得成功。
当然，应该看到，围绕产权改造而展开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虽然总体上不可逆转，但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大量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在政府和资本的博弈中，政府与资本往往各有各的价值取向，各有各的行为方式。因此，如何在双方的博弈中取得平衡，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战略重心移转后应如何发挥作用，长期作为改革主导者的政府部门行船至此，唯有心念不进则退，方能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