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 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终结了香港长达150年的殖民统治历史，近代百年来的历史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香港特区成立，“一国两制”成为现实，香港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是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的里程碑。

　　口述者：曾宪梓

　　曾任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现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紫荆勋贤。

　　我在香港回归现场高呼“祖国万岁”

　　祖国要过六十岁生日了，这是我今年最高兴也最期待的事。香港回归这十几年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段日子。在香港生活了整整41年，我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兴衰更替和风云变幻，而最令我刻骨铭心和感怀的片段，却都与香港回归有关。我今天已经75岁了，我一直坚持，就是想为国家、为香港多作一点贡献。

　　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12年前的那一天。香港回归交接仪式，整个会场4000多人，原本严肃而安静。凌晨之前，英国国旗降下来，然后零时零分准时奏中国国歌，升国旗和区旗，刹那间，大家都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完全情不自禁地举起了手，大喊一声“祖国万岁”。当时惊到不少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夫人在旁边悄悄拉我，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大家都在看你呢，要注意场合。可是，我能不激动吗？

　　为了那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回望回归协议签署前后

　　1968年，离开广东省农科院五年之后，我辗转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当时的香港，有着内地难以企及的繁华，但“血脉相连”的香港人对内地人的偏见却令人深感痛心。他们管内地人叫“阿灿”，这个外号来自一部叫《网中人》的电视剧，代表愚昧、贫穷、跟不上潮流的人。

　　事实上，一直以来，香港的繁荣稳定都与祖国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内地并不富裕，但仍给香港提供了充足的质优价廉的食品和其他物资，而内地的商品，40%都要经过香港转出去。祖国一直是香港的“靠山”。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香港人和大陆人能真正“手足相连”。

　　1982年9月，因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访问了北京。我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撒切尔夫人希望香港继续归英国管制，邓小平说不可能了。这之后，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我为此非常着急。

　　当时，香港整个社会一开始是在观望的，因为他们对共产党过去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对资本家的斗争仍然心存阴影。所以不少对未来充满忧虑的香港人都准备放弃在香港的产业，移民他乡。而英国政府则趁机颁发英国海外护照，拥有海外护照的香港人虽然在英国没有居住权，但离开香港到很多国家都可以免签证。当时几百万人申请了这个护照，有条件的香港人纷纷移民，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英国政府为此赚了很多钱。香港经济那时也受到很大影响，人心惶惶，房价跌得很低。

　　不过，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因此改变。在经过多轮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自此，香港进入了长达13年的回归过渡期。

　　这13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为忙碌的岁月。我被邀请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被国务院聘请为港事顾问，同时还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几乎全部基本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每个月开两次会，讨论很多问题，其中有那么一两年，我差不多每年去十几二十次北京，把听取来的香港各界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如今回想当年的忙碌，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乐在其中”。

　　1985年，协议签署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客属商会在香港包了一个大酒楼，筵开136桌，1500多人参加。从下午4时到晚上10时，宴会现场一直反复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革命爱国歌曲。这些都是我一辈子最爱唱的歌。当时有人对我说，你可真大胆，现在还是英国管制啊。我说我得告诉大家，我们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得到赞许、认同。香港回归，我们心里都不担心，看到我们国家不断地强大了，谁还怕谁啊？

　　过渡时期的风波

　　1991年，我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三年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此时的香港回归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不料，原本一帆风顺的回归之路却在关键时刻再起波澜。我当代表的时候，正好遇到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香港就职，他试图大幅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并搞了个“三违反”的政改方案，这是摆明了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我当时气愤万分，直接就跟彭定康“扛”上了。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就公开谴责彭定康，问他到底是破坏回归平稳过渡，还是来培养接班人？

　　当时，我不止是猛烈抨击，更呼吁要把彭定康赶出香港。有人说我“很冲动”，不过，即使时光倒流，我还是一样会选择这么做。你说彭定康那是做什么啊？他想给香港回归设置拦路虎，给我们出乱子啊！当时有人骂他是千古罪人一点都没有错！

　　尽管波折重重，但我始终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当时，我们对将来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争议很多，比如过渡时期该怎样走，回归以后应该怎么做。但是所有的争论都是细节问题，对于大方向大家都是没有怀疑的，“一国两制”是必然的选择，所以都是有争议，有结论。

　　“背靠祖国，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回归以来，香港遭遇了很多挑战，先是亚洲金融风暴、随后又是SARS侵袭，经济一度跌落低谷，许多人出现负资产，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给新生的特区政府班子带来很多困扰，但是这个队伍很不错，他们处理得很好，没让别人看到热闹，看到乱子，就连美英等国家也认为香港这些年“一国两制”运转得很成功。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自己觉得，有责任去收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希望中央制定香港政策的时候，能够更加全面了解，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对港政策。

　　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签署，香港产品可以零关税运到国内，后来又出台了内地居民对香港“自由行”政策。从2004年起，香港经济得以高速复苏。香港经济得到复苏、发展，这充分显示了“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活力。香港政府在新的制度下解决了问题，说明了新制度的能力。

　　通过去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祖国对香港经济的支撑作用。中国内地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13亿人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内需的持续增长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祖国，就是香港最硬的“后台”、最大的“靠山”。香港是祖国的南大门，有着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政策，想发展必须靠大后方，依靠祖国内地做后盾。只要背靠祖国，香港就能面向全世界发展。而香港作为世界金融平台，在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等行业领域都能起到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作用。

　　如今，香港的繁荣昌盛与日俱增，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去年，我从全国人大常委的位子上退了下来，生意也交给了三儿子。我以前总说，只要我不死，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现在看样子得改口了，不单单我要终身报效祖国，我也要我的儿子、家人，像我一样拥护共产党，爱我们的国家，爱香港，爱家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邹锡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