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村庄 重拾希望

    我清楚的记得十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东南亚经济遭到重创，中国当时也深受影响，在外地做生意与打工的村民们回到了故乡，他们不谈“金融危机”这样的概念，见了面只说，外面生意不好做了，或者在外面赚不了钱了，所以都不约而同地回到故乡。村里的一些人家楼房盖了一半，钱续不上，就停工在那儿，有些无奈，也有些令人感伤。 

    又一场危机不期而至，通过电视镜头我们看到，男人们还有年轻的女孩子们又纷纷回到了村庄，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村庄热闹起来了，村庄里的小店也红火起来了，村庄里的小学教室开始坐不下由城市回来的农村娃。通过电视镜头，我们看到，那些天天盼自己男人回家的媳妇嫂子们，满面泛着幸福的红光，对她们来说，钱多钱少都得过日子，关键是自己的男人回来了，孩子们有爸了，晚上点灯有说话的伴了，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美满的生活呢？ 

    当我们计算国家GDP或乡村劳动力在城市创收时，我们有没有计算过，农民们的幸福指数呢，特别是留守儿童与留守村妇们的幸福指数？那些在城市里打工的村民们，除了得到一些并不能算理想的收益，他们的幸福收益又是多少呢？ 

    村庄还在，家还在，幸福也还在，生活就可以继续，希望就可以重新萌生。 

    对村庄里的农民来说，无论如何建设城市，城市都不可能属于自己，自己的户口永远被捆绑在土地上。农民的存在似乎是“应招”性质，城市需要时，他们就坐着火车扛着包袱，自费来到城市，低成本地劳作；而城市的建设业已“完成”，或告一段落，他们就打道回家，某些时候甚至可能是劳而无获。但无论如何，城市是他们工作与收益的希望所在，而乡村，只有生活本身，土地里长不出希望，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 

    静态的村庄不复存在，动态的村庄正在成长，我们如何应对动态的村庄，让村庄与城市互相滋补，共生共长？这是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当村庄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时，村庄同时也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当我们主流社会大谈村庄社会因经济而出现波动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文化的意义，我们忽略了非物质文化生活对村庄的价值与意义，当一个陕北老汉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那是一种绿色的经济与绿色的文化“消费”？当一个男人带着老婆孩子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那是不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幸福生活？当国家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之时，当各地实施最低生活保障之时，以城市经济为中心的思维应该从我们主流意识形态中汰除，正是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思想，使我们对村庄充满危机感与威胁感，似乎村庄社会离开城市经济之后，村民们没有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之后，村庄将出现动荡，会出现不隐定因素。这是对村庄的子虚乌有的想象。 

    村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回到村庄，最不容易的是犯罪，因为村庄总能为人的生存提供基本的保障，各种亲缘关系总能给有困难的家庭予以帮助。而在城市却不同了，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城市对乡村人的援助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乡村的人们在城市更容易走到歧途，甚至铤而走险。最近一位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京抢劫，就是身无分文，想回家看望重病的父亲而无法成行所致。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物质经济发展的三十年；后改革年代，应该是非物质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物质经济时代使每一个都追求物质利益，将物质利益看成第一追求，似乎只有钱能带来幸福，只有钱才能证明成功，但是，钱真的能带来幸福吗？钱真是代表成功吗？当村庄里的人们涌向城市，当村庄里的人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当村庄里的人们讨要不到工钱，我们发现，正是追逐物质利益，物质拜物教，使城市人坐收村庄之利，他们成为发展的主体，而村庄却日益沦为城市的附庸，成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意义上的沦陷之地。村庄没有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因为城市将自己塑造成幸福的中心，幸福的发源地。 

    村庄的主体性来自村民们对土地的拥有权，无恒产者必无恒心，有恒产者，才有自主性，才有自信心。当一些人担忧土地回到农民手中，会造成无端流失，会造成大量农民无地无产，因此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这些人想过没有，土地如果进入市场流转，那么会产生巨额的税收，国家为什么不能用土地增值的部分为农民建立养老与失地保险呢？城市工人在上一轮国企改革中失去了工作，但并没有影响社会稳定，为什么？因为他们获得了基本生活保障，而且年轻健康者还可以重新就业；农民如果自己不愿意耕种土地，将自己的土地卖出，那么他可以到规模经营的农场里就业，成为新的“农民工人”，这样的农业就业，比到城市就业总是强多了吧：一是在熟人社会里工作，拖欠工资的事件就会大大减少；二是在自己的村庄附近就业，不影响正常的家庭生活。近30年大量农民进入城市，造成和平年代最大规模的家庭分居，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的损失吗，和合圆满的家庭生活值多少钱？经济学家能计算得出来吗？ 

    现在农民成为精神上的流民，在城市他们是暂住，回到乡村，他们还是暂住，他们觉得还是应该回到城市获得利益，尽管在村庄里得到的是一种生活上的价值，在家庭中自己还原为一个实在的人，而在城市他们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工具。农民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在乡村里得到价值时，得不到利益，而在城市里得到一些利益时，却无法得到生活的价值。 

    其实我们都成了拜物教教徒，而我们每一个人却都不自知，我们除了金钱，似乎什么都无法安慰我们的心灵，什么都使我们得不到安全感与成功感，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当一个国家衣食无忧之后，所有的问题就都成为文化问题，都成为意识形态问题——宗教上的信仰问题，政治上的民主自由问题，经济上的公平平等问题，生存伦理上的正义博爱问题。而我们的主流社会却沉缅于经济发展不能自拔，经济无论如何发展，能解决信仰与终极关怀问题么，利益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成为价值。中国城市、乡村社会，应该在追求价值上开始新的进程。没有价值追求，只有利益追求，必然疲惫、崩溃在经济泥潭里。 

    村庄现在需要的，还有管理与观念上的升级，也需要技术与文化上的升级，村庄民主化管理制度的建立现在正是一个好时机，因为村民们从城市大量返乡，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民主选举与村庄规划，使村庄在发展模式与经济出路上，有一个共识与发展方向。中央新政使村庄获得了一定的经济保障，譬如农业税的减免，农村学生中小学学费的免除，以及正在进行的农村医疗与养老保障，都使村庄获得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也是生存权力的保障，也是发展权力的基础。 

    村庄现在最需要的，是公民权力的保障，与城市市民一样拥有公民权力，一方面是在自己的村庄选举真正的权力代表，还有就是民意代表。村庄需要恢复权力生态。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村庄具有高度自给自足能力，也具有较高的自治能力，村庄里的长老与教书先生在自然村庄里具有协调民间社会的能力，也是民意的代言人，而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在过去权力失衡的民间生态中，需要重新培养村庄里的自治生态，既要有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更需要民意协调的代言人。 

    村庄不是用来担忧的地方，不是需要城市怜悯的地方，村庄是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大后方，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得以化解，是因为乡村的人们退回到乡村之中，积蓄能量，以空间为中国经济后发获得时间，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东南沿海，但乡村仍然以博大胸怀，接纳着无数返乡的亲人。村庄可以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需要城市，但城市如果离开了村庄，就会失去发展的力量。 

    危机之时，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在思维上将村民公民化，使他们在将来的日子里，进入城市之时，以公民的身份获得城市工作的权力，如果将农民仅仅看成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低成本的劳动力，村庄就会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尊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