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报告还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在党的正式文献中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文明”的高度。

  　建设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协调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人的协调和人与自我的协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环境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几大文明衰落，根源在于人与自然失调

  　人类文明的起落、文化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密切相关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向世人公布了他的统计研究成果：世界古往今来共有26个文明，并断言在这26个文明中，5个发育不全，13个已经消亡，7个明显衰弱。

  　而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十分重视并着重论述了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地理、气候、水利、交通条件等外部生态环境。汤因比深刻地注意到不适当的行为对大自然的毁坏所造成的恶果，他关注着人类将与自然环境建立怎样的关系。

  　在汤因比所论述的26个文明中，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都直接或间接地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以及生态文明遭遇破坏有关，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造成的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举其要者，诸如玛雅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复活节岛上的文明的失落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

  　这些古文明消失的教训值得人类对长期以来沿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今天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天人调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华民族，是惟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延续数千年的民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自古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重要课题，也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文化首要研究的问题。汉代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命题，这里所讲的“际”，就是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性格决定人的命运，文化决定民族的命运。

  　中国古代文化渊源流长，流派纷呈，不论是老子的“顺天说”、荀子的“制天说”还是孔子的“调谐说”，不论主张天人合一还是天人相分，其主导精神都是主张天人调谐的。天人调谐，是我国自古以来研究天人之学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天人之学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智慧。

  　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主张一种整体观的理论，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客观规律，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朋友，要参与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

  　在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朴素整体观的同时，也明确承认人在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和谐地位。人类社会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具有重要的地位，“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这万物之中，只有人，才可与天地相提并论，合称“三材”。

  　生态文明是传统文化的创新

  　天人调谐思想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模式，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调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

  　中国传统天人调谐思想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价值标尺和理论资源，而提倡和建设生态文明，正是对传统天人调谐思想的一种传承和发展。有西方学者指出，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传统可以成为创新的源泉。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有序转型时期，一定伴随着文化的重生。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将成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再生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调谐思想和生态伦理智慧，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源泉，生态文明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营养而探寻出的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

  　今天，我们讲生态文明，讲天人调谐，不是要求人类全面放弃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放弃自己的生产力，回到以前的社会经济状态，而是要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按照各种生态规律来认识自然、探究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坚持积极的天人调谐，坚持发展的天人调谐，坚持在天人调谐基础上的发展。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对自然界的片面的、错误的认识，特别是要重估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不以是否已经被人类所认识、是否被人类开发利用为前提。

  　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主要体现在：（1）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需要的“维生价值”；

  　（2）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物，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

  　（3）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经济”作用的同时，还提供“生态价值”。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潜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头、等生态价值；

  　（4）自然为人类满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价值”，体现的是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如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

  　（5）自然为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学研究价值”等。

  　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一是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二是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三是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模式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循环经济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达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赢。基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种是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一味强调对环境的征服，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

  　第二种是“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而且使生态恶化日益严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

  　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的目的，强调“清洁生产”，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发展循环经济符合中国传统天人调谐的理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模式。

  　社会经济发展不能超越生态阈值

  　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在区域发展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即生态阈值。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

  　生态阈值，即环境容量，是指某一环境区域内对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的最大容纳量。大气、土地、动植物等都有承受污染物的最高限制，就环境污染而言，污染物存在的数量超过最大容纳量，这一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坏。

  　在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条件，将我国国土空间进行主体功能区分类：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并制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这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实际上就是对生态阈值、环境容量的存在的肯定，也是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

  　四个文明一起抓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在中国传统天人调谐基础上对近代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理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方面的升华，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在，十七大报告又提出生态文明。四个文明要一起抓，使科学发展不仅体现了工具理性的意义，更体现出了价值理性的光辉，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新思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性新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