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日，对于山西朔州山阴县县长左中伟来说，这一天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就在这一天，因治超不力，山西朔州市委决定免去山阴县县长左中伟的中共山阴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同时，提名免去其山阴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此前，纪检监察部门已对该县另外23人进行了责任追究。

  　天命之年的左中伟也许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主政山阴近五年的政治生涯就此划上了句号，而他也成为山西治超以来第一个被摘掉“帽子”的县长。

  　左中伟的黯然“谢幕”令山西各级官员多了几分“胆寒”，而山西高层治理超限超载痼疾的决心已不言而喻。

  　五省联动，推行“55吨禁令”

  　2007年11月9日，交通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代号为“利剑”的华北五省 （市、区）联合治超拉开序幕。

  　从当日起，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内蒙古五省（市、区）再度联手，在所辖行政区域内，坚决打击车辆超限超载运输的违法行为，全面禁止车货总重超过55吨的非法超限超载货车上路过桥行驶。

  　华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交通通道，是公路煤炭运输最主要的区域，也是车辆超限超载运输的重灾区。但近年来受利益驱动，在山西等地公路上行驶的货车车货总重超过55吨的现象有所抬头。这些大型货车本身承载能力强，有的经过非法改装，违法装载后车货总重可达200多吨，严重威胁公路、桥梁以及交通安全。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去年10月23日做出重要批示：“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很有成绩，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关键在严格执法。”

  　为开展此次治超行动，五省（市、区）人民政府联合发布了《关于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的通告》。要求各省（市、区）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现车货总重超过55吨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必须在本行政区域内清除违法行为，不得放行到相邻省份，否则要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今年3月5日，山西省治超办人员在山阴县岱马路的一次检查工作时发现，当地治超工作人员放任超载车辆通行，有的甚至超载100多吨，非法超载车辆通行达47辆，致使山阴县超限超载车辆反弹。

  　左中伟“遭遇”解职正是由于触犯了“55吨禁令”，山阴县同时也接到了山西首个交通项目限批的“红牌”。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55吨是桥梁设计承载能力的最高值，如果货车载重超过这一数值，将会对桥梁构成极大威胁。

  　山西省交通厅有关资料记载，仅2006年，山西省就因车辆超载导致多座桥梁垮塌，因路面损毁造成经济损失达15亿元。

  　其中2007年8月15日的一起事故更可谓触目惊心。当时，一辆欧曼神舟货车经过208国道太原市小店区段东柳林桥时，桥面发生坍塌，断为三截。后经有关部门调查，这辆压塌208国道公路桥的六轴货车，总重达183.2吨，超限运输比例为233.1%，实际载货量接近3个火车皮。难怪当地流传着“公路上跑火车”的说法。

  　按照五省（市、区）统一部署，山西省自12月19日12时起，在全省各市（县、区）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展开“无缝隙、拉网式”超限超载治理综合行动，投入的人力、物力创历史之最。

  　山西省治超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截止2008年3月19日，山西省共检测货运车辆1218.2万辆，查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48802辆，超限超载率为0.4%，卸载货物6.24万吨。其中超限超载率大幅下降、55吨以上车辆得到大力惩治、车辆通行量明显提高、交通事故率有所下降、货运价格平均上涨31.25%，治超的五项重要统计指标明显好转。

  　煤炭成山西超载“原罪”

  　“山西超载‘重’在煤炭。”

  　在运管系统工作多年的山西省交通运输管理局李华中局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山西公路运输所运煤炭主要来源于中小型煤矿，由于运输户大多是个体户，属分散经营，加之同行相互竞争激烈，从运输价格上来讲，不具备与货主进行价格谈判的实力。而货主使劲压价，客观上加剧了恶性竞争，致使个体运输户超载泛滥。”李华中局长说。

  　据悉，煤炭大省山西每年产煤五亿多吨，多年来，晋煤外运一直以铁路为主，每年运量3.6亿吨，公路运量约1.3亿吨。而在3.6亿吨铁路运量中，有近2亿吨需通过公路运输倒到铁路站台，再加上山西本省每年约7000万吨煤炭的公路运输量，公路运输当之无愧成为晋煤外运的中坚力量。

  　除此之外，超载与经济学中所说的“企鹅效应”息息相关。“企鹅效应”原指一群企鹅站在岸边，却都不敢下水，因为它们不知道水温是否适合。只有当一只企鹅跳下水并且欢快地游起来的时候，大批企鹅才会争相跳入水中。

  　李华中局长结合超载动态发展过程，形象比喻为另一种“企鹅效应”：“三只企鹅站成一列，都可以远视前方，但当前面的一只想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时，就势必要影响后面的企鹅，为了都能看到前方，后面的也只有往高站，最终的结果是大家仍要保持同样的高度。原来运价的低迷就是由于部分车主不遵守‘游戏规则’为争夺业务而相互杀价，最终导致整个运输行业不景气、车主难以为继，而超载也就成了行业生存的‘潜规则’。”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山西省目前从事公路运输的车辆约有二十二万辆，运力相对过剩，而且大部分以户为单位，上规模的公司基本没有，因此整个行业的组织化与集约化程度极低，丧失了运价的“话语权”。

  　“治理超载之前，吨公里的运价为0.25—0.3元，现在已涨到0.6—0.8元，合理的运价吨公里应保持在2—3元。”李华中局长认为“价值回归”是必然，并从几方面为记者作了详尽分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山西运价吨公里为0.2元，运输距离低于20公里的还要加50%的空驶费，其实短途运价是吨公里0.3元，长途运价才是0.2元，那时燃油价格每公升不过0.57元。另外，当时一台解放汽车一万多元，一个一级驾驶员（最高级别）的工资每月也就81元。与过去相比，如今的油价涨了近10倍、司机的工资最少涨了30倍、汽车售价涨幅也在10倍以上，再加上高速公路、等级收费公路的增加，运输成本也大幅增加，但运价却没有相应涨起来。客观上来讲燃油费用占运输成本的30%较科学，但现在所占比例已达80—90%以上，这种情况下，超载就成为必然。但随着山西治超阶段性的胜利，公路运输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回暖，超载现象将逐步减少。”

  　治超“考验”各级政府执政能力

  　山西朔州山阴县是远近闻名的“产煤大县”与“乳业之乡”，近年来，凭借“黑白产业”的齐头并进，山阴县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而煤炭作为该县真正的支柱产业，在源源不断输出的同时自然离不开每日穿梭在山阴境内不计其数的大型运煤车。因县城岱岳紧邻大运国道，以往在县城周边经常可以看到严重超载的车辆一路抛洒着煤块呼啸而过，所到之处煤尘飞扬。

  　4月12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程前往山阴岱岳，此时山阴县政府代县长侯元刚刚到任。

  　记者在山阴县境内看到新的一幕，几乎所有行驶在公路上的运输车辆装载的货物都低于车辆马槽挡板，沿路抛洒煤块的现象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当地一赵姓司机说：“最近一段时期县里治超的力度非常大，原来大家都以为是走过场，多缴两个罚款就没事了，但前两天县长都给免了，才知道不是想象的那么回事，所以大家现在都不敢多拉了。”

  　据了解，目前，山阴县在总结经验教训后，治超工作已全面展开，治超力度也空前加大。

  　山阴县代县长侯元告诉记者：“抓治超、保畅通、为人民，这是一项民生工程，山阴县治超工作出现反弹，这说明我们对上级的指示贯彻落实的还不够到位、措施还不得力，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一深刻教训，举一反三，把今后的治超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都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让上级党委、政府的各项指示在山阴县得到认真贯彻落实。”

  　“山西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已被纳入各级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由山西省政府直接领导，各市、县(区、市)政府为本行政区域内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的责任主体，市、县(区、市)长为第一责任人，各级人民政府和职能部门要坚持源头治理与路面治理相结合，重点治理与长效治理相结合，严格治理超限超载行为。”山西省治超办工作人员表示。

  　其实，早在山阴“治超”不力县长遭免之前的一个月，山西忻州也公布了一起强行闯卡撞人事件的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曾就“2月29日太原司徒洼治超检测点发生的超载车恶意闯卡，导致治超人员乔建宁被轧断双腿”的严重事件，对包括忻府区区长在内的六名治超失职人员进行了公开处理。

  　治超“治”了谁？

  　回顾我国治理超限超载走过的历程，近20年间，“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治超结果像是一个怪圈难以破解。

  　有关专家直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目前运输市场总体供大于求,运力过剩。运力供方采取恶性价格竞争,拼命压价,然后通过超载来获得利润。价格战与超载的恶性循环如果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治超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权力寻租、权力黑化的现象。

  　杨师傅有一辆前四后八的东风紫罗兰汽车，一直以来都在山西朔州拉煤，然后运往河北石家庄。他告诉记者：“其实我们也不想超，整日都提心吊胆，汽车上坡时发动机吼得发颤,下坡时挂着二挡还要踩着刹车,轮毂上得不停浇水,要不就可能因为刹车片过热而导致制动失灵，不仅毁车，还要冒生命危险，但没办法，不超载就挣不到钱。”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超载问题,相关执法部门开出的罚单也越开越大，没有底数与标准的罚款使得车主的运营成本节节攀升，上路执法的部门也在不断“壮大”，沿途除交警、路政外，还有很多司机们都不清楚的单位，顺从已成为司机们无奈的选择。

  　“有的50到100元就够了，有的不好说话，得200到300元，还有的更黑。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款罚得越多，大家就只能超得更多，这是恶性循环。”说到“挨罚”杨师傅就一肚子气。

  　按照规定，有关执法部门对超载车辆要坚决卸载，严禁只罚款不卸载，但“只罚款不卸载”在集中治超之前已是普遍现象。

  　多年的治超过程中, “送车”、“车队” 这样新鲜的职业与特殊的机构也在其中应运而生，司机每月向有门路的‘车队’交纳一定数额的保护费就可畅通无阻，这也是超载屡禁不止的一个阴暗面。

  　“司机们喜欢‘送车人’,这样可以少交许多罚款,还能避免卸货。个别执法人员同样喜欢‘送车人’,从他们手里拿钱不但稳定,而且安全。但现在这些人的财路基本上断了。”杨师傅说。

  　李华中局长戏言：“没有了吸毒者，哪来的贩毒者。”

  　毋庸置疑，超载运货，车主、送车者、车队以及有关执法人员，都能获得可观的收益，但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屡次治超行动的效果却因此受到损害。

  　李华中局长告诉记者：“治超的高压态势已对违法经营者以及利用超载获取非法所得的个人，还有失职、渎职的相关人员起到了足够大的震慑作用。省委、省政府也表示，此次治超不大获全胜绝不收兵。”

  　这场由华北五省（市、区）联合实施的没有硝烟的“利剑”行动，已开展了百余日。有关人士称，此举不仅保护了道路、桥梁安全，保障了公路畅通，更为重要的是重建了一个风清气正的道路运输环境，净化了整个行业风气。

  　从事长途运输多年的杨师傅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原来最多时我拉60多吨，但现在只拉标准的26吨。虽拉得少了，但目前到石家庄的运费大约在270元左右／吨，而原来还不到200元，上涨近百元。总费用看似少了，但修车、罚款的费用也降了下来，没觉得比原来少赚，这心也放宽了。希望政府能彻底根治超限超载,只有这样，运费才会涨到合理水平,我们也就不担心恶意压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