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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这段历史因其声势浩大、战争进程曲折而脍炙人口，所以讲述这段历史的作品也格外多，既有专业的理论分析，也有通俗的戏说讲解。岳麓书社推出的历史作家周禄丰所著的《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以下简称《战安庆》）就是一部关于这段历史的新作品。该书采用通俗历史写作的方式，紧紧围绕安庆之战的前前后后，写了战场的厮杀，也写了官场的权谋，从多个维度探寻了双方的成败得失。
《战安庆》的书名主标题就表明了此书对安庆之战必然着墨颇多，事实上，它确实是全书的一个关键所在。安庆之战是曾国藩顶着重重压力实施的，期间无论是咸丰皇帝还是周围的幕僚、将领，都曾提出过不同意见，或是要求曾国藩撤围，或是要求曾国藩分兵，但是他予以拒绝，始终咬牙坚持。如此执着的曾国藩，和当初带兵时的他判若两人。
早年的曾国藩，在跟太平军的对战中屡屡战败，以至于曾经投水自尽，不过被部将救起，捡回了一条命；也因为性格中的刚直耿介，和同僚关系极差，导致数年间坐困江西，几乎一事无成；遇上天京事变本想有所作为，可父亲去世不得不回乡守制；再次出山之后没多久又遭逢三河镇大败，湘军元气大伤。
人到中年，屡受挫折，至亲故去，好友战死，这就是安庆之战前曾国藩的处境，他所受到的煎熬可想而知。因此安庆之战，是曾国藩的绝地反击，也是他完成个人蜕变的关键，本书副标题所谓“曾国藩的中年突围”正是指此。
曾国藩的作战计划就是攻其必救、围点打援，发挥湘军“结硬寨、打呆仗”的优势，逼太平军前来决战。对于安徽安庆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来说，太平天国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洪仁玕后来说过：“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面对安庆的危机，新崛起的太平军重将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先后来援，却纷纷在安庆城下被击败。打开《战安庆》一书，整个战争进程被叙述地不疾不徐，条理清楚，读来既有短兵相接的快感，也有枪炮齐鸣的雄壮，让读者可以清晰把握整场战役的来龙去脉，感受金戈铁马的厮杀。
《战安庆》的求新意识很强。作为新出版的史学作品，必要触及近些年来新发现的史料以及新的评价观点。对于陈玉成进军武汉却主动撤退的问题，以前的说法是英国的干预，而本书中指出了陈玉成不可能知道英国和清政府的密约，进军武昌本就是围魏救赵之计，因为缺乏水师，陈玉成根本没有攻陷武昌的计划。
而涉及左宗棠的“樊燮案”，《战安庆》也给出了和传统迥异的说法，那就是此案的主角并非左宗棠。书中使用了一些新材料，进行了细致梳理，阐明了所谓左宗棠差点儿被砍头系史料选择的偏差，百余年来的流传是以讹传讹。诸如此类的文字，书中还有不少，可见《战安庆》的作者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此书绝非那种拼凑史料、敷衍成集的快餐之作。
叙述立场的问题则更加值得思考。对于晚清的历史，以往的很多作品采取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对清政府大加批判，对于农民起义本身存在的问题则有意回避。但近年来随着曾国藩研究热的浪潮，大量的“翻案”文章又把曾国藩当成一个“圣人”来描绘，对于他麾下湘军屠城嗜杀的一面轻描淡写，也显然是矫枉过正了。
《战安庆》对于所述历史的处理采用了持平之论。像湘军攻下安庆，全城军民一万六七千人尽数被屠杀。忠王李秀成为人宽厚，但是部将李昭寿的叛变酿成“三困天京”的危局，他要负很大责任。不隐瞒交战双方的暴行，也不夸大其功业和成就，功是功、过是过，把具体的问题摊开来分析，保持了客观公正。
也因为如此，在书中的字里行间，读者既可以领略到湘军功业的艰难，也能体会到太平天国失败的无奈。无论是困守祁门大营写下遗书的曾国藩，还是在安庆城下黯然撤兵的陈玉成，他们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也都是大历史中的小棋子。战争就是如此，比拼的是谁更能抓住对方犯错的机会，所以有时精心谋划却面临失败、功亏一篑，有时昏招迭出却歪打正着、意外获胜，看着那些历史人物的精彩表演，是天数，也是人谋，不由得让人掩卷长叹。
通俗历史写作的优点在于通俗，缺点也在于通俗，关键在尺度的把握上，太俗则近于油滑，太雅则曲高和寡。《战安庆》算是拿捏住了其中的分寸，把史学研究的结果用通俗的话语进行了表达，又将大胆的推测和后见之明进行了对照。书中记录了相关历史人物的辉煌瞬间，也写了他们的低谷时刻，可谓笔端饱含感情。
作者一直试图去理解那些历史人物，也为他们假设了可能走的其它道路。比如太平军不救安庆而攻取上海、曾国藩早些出兵浙江，或许历史会被全然改写。大业未成使人惋惜，功败垂成更是令人遗憾，这种带着一丝浪漫气息的“事后诸葛亮”，更能让读者体会到身在历史局中决策者的挣扎，明了他们内心深处左右为难的痛苦，以及当断则断的果决。
历史从来不会真的有什么假如，但这并不妨碍后人从中汲取教训。
中国人历来讲求以史为鉴，对于太平军和湘军之间的此消彼长，《战安庆》给出了一份精彩激烈的调查报告。对于那段历史的兴衰，这部通俗有趣的小书或许可以充当一把理解它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