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女士已有好些年没回湘西老家了，倒是我去过3次，不过时间总体都不算近。想来最近的一次，还是我们的儿子两岁时，由我抱回去给他姥爷瞧——距今也是颇为久远的事了。

　　那次，珍女士帮我打点好行李，叮嘱道：“你过大溪时，别忘了把那两瓶酒送给德水伯。”

　　她家祖屋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大山里。谷中有一条大溪，把两边人家隔开来，一边住着土家，一边住着苗家。溪上没有架桥，当时仍靠一条木船维持两岸交通。撑船的是一位70岁的老人，过渡的都喊他叫“德水伯”。他虽一把年纪了，撑起篙来还像年轻伢子一样。微风吹来，德水伯长长的银须就在风中飘摆，如三国戏里挂白髯口的老将黄忠。我在船上拿出酒，说是阿珍孝敬他老人家的。德水伯惊讶道：“阿珍都当妈妈了，我可真是老了呀。”他用银须轻拂了一下我儿子的脸蛋，仿佛那是他送出的吻。渡口无名，我见后山上有一片蓊郁的松树林，就给它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字——松林渡。

　　夏日黄昏，夕阳落山晚，常见苗寨里的孩子跑去渡口边凫水。这其中，就有珍女士年少时的身影。当年，她和弟弟常一起来，等月亮上来了，听德水伯吹笛或讲传说故事。那时候德水伯也就五十来岁，身材高大，臂力尤其惊人，胳膊上能吊住两个大孩子。

　　一天傍晚，德水伯正在松林里捡柴禾，准备生火做饭，忽然听见渡口有人哭喊：“伯伯！德水伯伯！”他便立刻跑过去，看见13岁的阿珍浑身发抖，指着溪水里挣扎的弟弟。德水伯顾不上多想，纵身跳进了大溪。几天前刚下过一场大雨，溪水猛涨了三尺，德水伯拼命游过去，才一把抓住了孩子的头发。当人们闻讯赶来，看见德水伯正举着孩子游了回来。上了岸，德水伯倒提起孩子的双腿，使他把肚子里的水吐出来。慢慢地，孩子苏醒了。就在人们庆幸这孩子命大时，德水伯突然仰后倒了下去。自那天起，他连躺了一个多月。卧病期间，德水伯谢绝了阿珍父亲送来的钱粮，说救孩子是应该的。阿珍的父亲过意不去，就让阿珍每天做饭给德水伯送去，自己则钻进松林伐了十几棵树，扯成板，给德水伯在渡口旁盖了间木屋。德水伯身体康复后，从破土屋住进了新木屋。

　　德水伯撑船摆渡，从不专门问过客收取船资，人家给个五毛一元的，任凭多少都行。阿珍和弟弟放暑假，就过来帮德水伯撑船，但鉴于以往的教训，德水伯只让姐弟俩坐在船上划水玩。

　　述完珍女士家与德水伯的渊源，视线还是回到我带孩子去湘西那次。我在苗寨从夏天住到秋天，岳父每日和其外孙亲密相处，享受天伦之乐。于是，我便常有机会能四处转转，也总去找德水伯聊天。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去邻近的凤凰县玩。德水伯熟悉水路，执意要撑船送我去。但我不想让他太劳累，就只让他送到对岸，自己乘汽车去了凤凰古城。

　　那次，我参观了沈从文先生的故居。当年他的故居还不似如今这般游人如织，10余间木屋回环相连，其中大多都显得很空。沈从文先生曾常待的屋内仅有旧时的一张床，以及两张书桌和数把椅子。书桌上放着一盏油灯，床上的蚊帐已失去原本的颜色，唯玻璃柜中展出的作家手稿尚为清晰，那是几页小说《边城》里的内容：“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出故居，沿着河边的石板路走，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很容易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改革开放之后，河边的居民已经逐渐富了起来。街边到处都是商店，那些苗家姑娘，个个水灵俊秀。她们穿着民族服装、戴着特色银饰，对游客笑意盈盈，介绍着古城的工艺品、美食和吊脚楼。

　　沈从文的作品宛如芳香远溢的山花，为凤凰古城招引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蝴蝶”。或许每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桃花源，这仿佛化外之境的古城，更接近于人们的想象。沈从文的骨灰安葬在听涛山，这里离古城约1.5公里，周边群峰耸立，一水从中间流过。我独自上山，路边野花盛放，行不过数百米，看到一块麻石。麻石清简、质朴、浑厚，正是先生的墓碑。其正面刻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联语刻的是：“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从文早年成名，著作等身，后来宁肯放弃写作，转行研究起了中国古代服饰。他这种“不折不从”的精神以及文人气韵，当令后辈来者深思。我在他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采来的野花，以表崇敬仰慕之情。

　　从凤凰回来已近日暮，我远远看见德水伯在岸边候着，蓦然觉得他像极了《边城》里翠翠的祖父。过了大溪，他邀我至木屋，在地坑灶上炒了两个菜，让我陪着一起吃。于是围着地火，我俩边吃边喝起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凤凰古城，在那里撑船收入更可观。他坦言不是没想过，只是自在惯了。当他听我说明天就要离开，一反往日的旷达，拉着我的手，十分不舍。

　　次日一早，我带着孩子坐着德水伯的船，离开了这个宛若桃源的苗寨山乡。过了大溪，他上岸又送了一程才挥手道别。我望着他龙钟的背影消失在溪面，浓浓晨雾降了下来，罩住了松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