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生活虽已逐渐有所改善，对美食却似乎还没有什么概念。一个人过度追求美食，在当年会被认为是“嘴馋身懒”。但实际上，人们的观念也在慢慢转变。我最早是从晚报上连载的散文《陕西小吃小识录》认识美食的。作家贾平凹写的陕西美食，有麻食、羊血、凉皮子、肉夹馍、腊汁肉、贵妃稠酒、岐山臊子面、临潼柿子糊塌等。这些小吃价格均不贵，皆隐藏在西安的街头巷尾，忽然被晚报集中披露出来，引起了市民的极大兴趣。贾平凹的美文，人们读得津津有味；依着美文寻得了美食，人们吃得津津有味。那时的西安，无论夜市食摊、小饭馆、老字号，生意都十分火爆。

　　西安东大街拓宽之前，钟楼书店西侧向南凸出来一座老建筑，原来是清代的邮局，有上百年的历史，后来成了西安报刊门市部，专门售卖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那时信息随着改革开放而暴增，人们的求知欲望很强烈。每到傍晚，到门市部来买报刊的读者，常在闭架书柜前拥堵成人墙。踏上高高的石阶，挤在人堆里，我买了一本杂志，里面有苏州作家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和贾平凹写的陕西小吃不同，陆文夫笔下的苏州美食精致绝伦。贾平凹一直钟情于少年时代吃惯了的粗粮面食，例如棒子面、搅团、漏鱼儿之类，极具土地情怀。而陆文夫则更注重吃的境界，充满文人意趣。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外贸单位工作，出差的机会比较多，因而喜欢上了各地的美食。关中农民形容这样的人作“朝山没提香笼——逛山”，为贬义。其实这反映出那时有不少人还不大了解跟单员等新职业。

　　跟单员并非闲差，工作反而非常辛苦。那时，我得经常下工厂，催货验货跑港口，等出口货物顺利装上了轮船，才能松一口气。生产出口货物的工厂多在内陆地区，港口则在沿海城市，我这个“逛山”的自然逛了不少大地方。每到一地，我得空就去寻找美食，人家请客下馆子的事也常常有。

　　当年有一次，单位派我去扬州邗江一个工厂发货，我连夜乘火车赶往江苏，到达邗江是第二天中午。厂长看过了单位介绍信，一拍大腿说道：“小赵同志真有口福，我早上刚好网了几条刀鱼，来我家尝尝你嫂子的手艺。”厂长热情好客，请我和副厂长、车间主任同赴家宴，吃刀鱼汤。刀鱼、鲥鱼与河豚并称长江三鲜，刀鱼更居三鲜之首。刀鱼是时令鱼，一年当中只有那么几天洄游到洞庭湖里繁殖，平时很难捕到。从吴头到楚尾，这样的美食可遇不可求。我到的那天正赶上刀鱼洄游路过扬州，巧极了。我记得吃的刀鱼不大，但肉质细嫩，还是双皮的；鱼汤的味道非常鲜美，不用加什么佐料就能抢占人的味蕾。自那次离开邗江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长江刀鱼。

　　1994年秋天，我在广州吃过一道粤菜——烧鱼嘴唇。那天正是中秋节，我在广州的一个工厂验货。工厂老板见我中秋节不能和家人团聚，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便请我和几个加班的工人吃饭。那个年代，广东的经济发展迅猛，很多小老板做出口贸易发了财。我们吃的那顿饭非常丰盛，其中有一道菜是用十几条鱼的嘴唇焖烧的。都说广东人胆子大，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没有他们不敢吃的；而且粤菜师傅的刀功、厨艺一流，做出来的菜花样妙、滋味足。我和工人不知道那盘菜是什么，因而不敢动筷子。等服务员介绍完了，工厂老板示意我先吃。我用筷子夹不起滑溜溜的鱼嘴唇，就用小汤勺舀了一个。吃到嘴里还没来得及细品，鱼嘴唇就顺喉咙下了肚。工人们学我的样子，一大盘鱼嘴唇很快便吃完了。

　　在北方的港口城市青岛，人们吃美食就随意多了，啤酒都用塑料袋打散装。我吃过一道海鲜，属于贝类，产于浅海泥沙中，叫作沙蛤。它似蛏而小，似蛤而长，并不是蚌。沙蛤的水管特别长，常伸出壳外，因其状如舌，渔民称其为“西施舌”。我第一次吃西施舌，只见一大碗清汤端上来，碗里浮着一层尖尖白白的东西，吃到嘴里滑嫩柔软，那种奇妙的感觉和吃鱼嘴唇差不多。青岛的老师傅做高汤氽西施舌，仅取沙蛤的水管部分，而后来的海鲜店是将整个沙蛤炒了端上桌，较之专取舌状水管，鲜味自然不能相比。常言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大抵就是这个道理。

　　1997年，我调到南京工作。有一次乘飞机去北京，邻座的中年男子捧一本《汪曾祺散文选》读，我借过来翻了翻，立刻被其中一篇散文吸引住了。汪老写他在内蒙古吃过一回“羊贝子”。整只羊在锅里煮40分钟就端了上来，趴在一个盘子里，羊蹄全被剁掉了，羊头切下来放在颈部。吃“羊贝子”有一套规矩：先请最尊贵的客人用刀切下自己爱吃的部位，斜十字搭在羊脊背上，然后主人撤去羊头，其他客人才能动刀子切肉。有的部位一刀切下去，羊肉沁出血来，和汪老同去的人觉得肉没煮熟，因而害怕吃。但汪老照吃不误，只觉得鲜嫩无比，好吃极了，称其为人间至味。我在内蒙古吃过“同款”白煮全羊，深知其美味之处，与汪老产生了共鸣。自那时起，我爱上了汪老的散文作品，成了一个“汪迷”。

　　山珍海味也罢，粗茶淡饭也好，皆是人间至味，皆为人间烟火。重视生命体验、人生见识与尊重大自然所赐同等重要，不负美食、不负生活，如此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