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西安南大街的马路上，看见一位老农赶着几只小羊，不声不响地朝南门外走去。这在当年的西安虽不算稀奇事，但也不是司空见惯。街上还有一些行人，路过的汽车时不时鸣着喇叭，老农抄着手，面无表情，一根鞭子斜插在他怀里。

　　几只小牲灵无疑是紧张的，像第一次走进城市的乡下孩子一样，不敢东张西望，只顾低着头走。老农和小羊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在那个深夜，几只羊穿过城市的街道，是要回到城墙外的乡间去呢？还是已被城里开泡馍馆的店主买了下来，就要被赶去屠宰场呢？老农和羊朝我迎面走过来，近了，借着路灯的光，我和几只羊相视而过。它们显然也看见了我，大起胆子“咩咩”地叫了起来，像是遇见了熟识的村里人。小羊们友善的眼神，欢愉的叫声，立刻打消了我心头涌上的一丝不安——想必它们应该是要回到自己辽阔而自由的乡间去的。

　　这件小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偶尔，我还是会莫名地想起，大抵是因为“羊”连接着我脑海中一处坚固而又精彩的记忆和联想。

　　我听母亲讲过杨妈妈和“羊妈妈”的故事。

　　母亲年轻的时候，在西安一家照相馆工作。母亲不识字，只会在暗室里洗照片。母亲有一位姓杨的女同事，是照相馆的摄影师，我和大姐叫她“杨妈妈”。但杨妈妈长什么样子，如今我仅有一点模糊印象，我大姐是1962年在西安出生的，我们姊妹姐弟5个，只有她受过杨妈妈的照顾，而且她还有一位“羊妈妈”。这件事令母亲终生难忘。有一天，母亲带着2岁的大姐加班，大姐哭闹不止，饿得哇哇叫。母亲的乳房却如空空的米袋，哄骗不了孩子。杨妈妈看不下去了，一把抱过大姐，跑进照相馆的暗室。神奇的是，大姐在暗室里不哭了。“她哪里有什么奶水……她那时还没有结婚，就是哄哄孩子。”母亲晚年回忆说。那次，母亲和杨妈妈熬到第二天早上，等到单位食堂的老炊事员上班。老人用豆腐渣给我大姐做了一碗汤，并一勺一勺喂进去。大姐吃饱喝足慢慢恢复了元气，母亲和杨妈妈才松了一口气。之后，母亲在城墙下一位老人家里买到了羊奶，直到她微薄的工资无力支付下去。“你大姐是喝羊奶长大的，那时候城墙上有人放羊。”母亲对我说。

　　关于城墙上放羊的事，我曾问过古城的两位高寿老人，他们十分肯定地说：“是有这回事儿。”但我翻完了五大册的《西安城墙》画册，并没有找到哪怕一张城墙上放羊的照片。我亦曾咨询过一位文史专家，他沉默良久之后说道：“沉溺于怀旧有什么意义呢？人总不能活在过去，应该朝前看。我写的书不记录这种事情。”

　　一次上网时，我搜到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西安城墙老照片，年代距今其实并不算太远。照片上的一段城墙，垮下来一道大斜坡，露出了青砖包裹着的土城墙。土墙上长着几棵小树，树下长满了草，能有小树的半腰高。老照片仅标注有时间和地点，没有作者署名，令我浮想联翩。我发散想象，那个家里养了一头奶羊的老人，或许就住在大斜坡附近，这张照片的作者就是杨妈妈。作为一名摄影师，她熟悉古城的每一处角落。兴庆宫的亭榭，青龙寺的樱花，古朴的雁塔，市中心的钟楼以及围着它的长长的城墙……这一切都是她镜头里的风景。杨妈妈急切地为我母亲打听羊奶的消息。当她听说有一位老人常常牵着一头羊，从这道大斜坡上到城墙让羊吃草，便立刻寻访到大斜坡。杨妈妈拍下这段快要垮塌的土城墙，是怕我母亲找不着这个地方。那天，杨妈妈守在斜坡下，等候去城墙上放羊的老人，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有等到。但根据这个不甚可靠的消息，我母亲不久后就在大斜坡附近的老人家里买到了羊奶。自照相技术传入中国，至今没有一位摄影师留下一张关于农人在西安城墙上放羊的照片。这样的照片只存在于我的大脑中，其关于对善良的崇敬、关于对历史的尊重。

　　后来，古城再没有了我母亲和杨妈妈的身影，我却觉得城墙上一定有放羊的老人，以及他的羊。太阳每天照常升起，照耀着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它的万丈光芒，它落下时的余晖，都是温暖的。但丁说：“我曾去过那阳光最多的地方，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仅此一句，我已潸然泪下——人活着是为了讲述。

　　那还是我9岁的时候，曾和她见过一面。那年，母亲已从西安回到老家10年了，只有父亲留在古城里。我们去看父亲时，母亲还特地带我去看望了杨妈妈。我一见到她，按照母亲事先的嘱咐，叫了一声：“杨妈妈！”她欣喜地把我揽进怀里，给我许多水果糖吃。那天，母亲很高兴，和杨妈妈手拉着手说话。杨妈妈好像流泪了，她对母亲说：“你的手粗糙多了。”母亲说：“和泡在洗相片药水里一样的。”她们曾经是工作上的好搭档，多年不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什么也不懂，只顾吃我的糖。后来我了解到，我家的老照片，大多都是杨妈妈给拍的。“她是个善良的人，而且喜欢你大姐。”母亲在世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