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凭借对宋史研究的深厚积淀，完成了这部《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此书不单单是“砸缸少年”司马光的个人成长史，更是一幅关于北宋时代全貌的叙事长卷，堪称既客观又真实。

　　赵冬梅在前言《我为什么要写司马光》中说：“我相信历史学相较社会科学的优势就在于细节的真实、丰富与生动，所以，我的司马光传是充满细节的，希望不至于让读者腻烦。”于是，她笔下那个“砸缸少年”阔步而来：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千古的文正公，充满局限的大儒，也因过度执拗酿造悖论成为宽容政治的“掘墓人”……书中虽以司马光为主角，但难以避免关联到同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都堪称璀璨巨星，如庞籍、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包拯、苏轼、苏辙等人。主要事件涉猎到庞籍罢相、苏辙对策风波、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较量，以及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书仪》等等。书中还折射出司马光所处时代的官僚制度、官场生态、文化传统、社会生活以及民生百态等内容，着重刻画了司马光8岁起与恩师庞籍深厚的师友之情，主要刻画分析了大变革时代下司马光与各方势力的思想交锋和政治角逐。

　　与此同时，该书以图文互证的表达方式，插入司马光的肖像、《资治通鉴》的残存手稿、相关人物的画像与墨迹等近40幅高清古画，大大增添了可读性与史学价值。

　　在阅读中我们看到，司马光属于典型的“官三代”。其祖父司马炫曾任富平县令，父亲司马池考中进士后步步青云，官居要职。司马池40多岁“老来得子”，他当时在光州的光山县做官，便给儿子起名司马光。司马光17岁时写有《功名论》，勘透君臣关系，少年立志不凡，18岁（宋仁宗宝元元年）考中进士第六名。而后，在长达19年的历程中，庞籍始终充当着司马光仕途官场的保护人。以庆历四年为界，司马光由“司马家的孝子”成为“大宋的贤臣”，不乏得益于庞籍的扶持。

　　书中的核心部分当然是司马光与王安石从友人变为不同政治理念的对立人。司马光先后经历了仁宗、神宗、哲宗三代皇帝，更是亲眼目睹了北宋失去宽容政治而陷入死亡漩涡。

　　他面对王安石变法思想推倒一切的负面恶果（价值观的撕裂、统治集团的分裂和社会的对立），执着地幻想北宋能够回归宋仁宗时期的宽容政治氛围，然而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在宋神宗登基第二年启用王安石后，司马光便开始忧心忡忡。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但他认为改革绝不是草率的全盘否定，尤应以宽容政治环境为重。在他与王安石最初标榜的立场渐行渐远时，王安石则明确表示司马光不能大用。后来，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则因对政治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连上六札坚辞不就。韩琦遣专使快马从河北送信到开封力劝他“妥协”时，司马光仍坚持己见。主动请辞后，他前往洛阳，闲适自在，买下二十亩地，设计督造了一座“独乐园”，并在其间完成了《资治通鉴》和《书仪》的编撰。

　　宋神宗在罢免王安石11年后病逝，但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仍在执行。10岁的赵煦（宋哲宗）继位，因其年幼，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极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便又重用了司马光。

　　本就性格执拗，重新掌握话语权后，司马光则更加固执己见。虽然在政策方面，他认为朝堂之上，大臣们可各抒己见，最后由皇上甄别决策。但因哲宗年幼及高氏的过度信任和依赖，实质上的决策者反而成了司马光自己。原本主张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最终成了顽固坚守个人立场的司马光，成了朝堂上的“一言堂”，酿造出“司马相业”中的“宽容政治悖论”。司马光在68岁时病故，死于积劳成疾，也就是说，他是累死的。

　　司马光委实爱百姓，但缺乏政治资源调动能力，又没有灵活的政治转圜手段，反使北宋错过了重构宽容的时机。司马光病逝41年后，北宋灭亡。

　　那个“砸缸少年”的执着追求，既造就了一代名臣的形象以及千古流传的《资治通鉴》，也自戕了宽容政治的宏大理想，既可幸亦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