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报：今年多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从企业ESG体系（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推广到面向社会治理化的ESCG体系的首次提出，具有哪些有利条件？

　　尹稚：ESG体系最早运用于企业信息披露以及企业的价值观调整和评价企业治理的经济投资政策。引起城市规划界的关注，主要是“E”不单单是双碳或者是某一种技术指标的达成，它最终决定的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S”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它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G”是用合适的治理模式处理好“E”与“S”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ESG体系是企业界、投资界，在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上作出的最新回答。这个体系里没有“C”（文化），但包含在其中的“C”是无所不在的，知识、音乐、艺术、文学作品，是我们常理解的文化，其实渗透在人类社会底层的真正深厚的文化，是指社会中的价值观、习俗以及一些象征、体制、人际关系，还有大众对待事物持有的共同见解。

　　目前，我国在ESG评级指标体系已取得一定成效。去年12月，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即清华SDG研究院）在第11届中国责任投资论坛（China SIF）年会上发布了《中国地方政府ESG评级指标体系研究报告（2023）》，研究报告构建的以地方政府为评级对象的ESG评级指标体系，对中国72个城市和30个省份2016-2020年的ESG总体表现进行了定量评级，对其环境、社会、治理维度的表现进行深度分析，并围绕核心经济指标与ESG表现的相关关系开展了专项研究。

　　在此研究基础上，我建议，要建立面向治理现代化的ESCG体系，改变一些我国在40年高速发展遗留下的不健康、不可持续的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突破“地租经济”“城市发展的唯GDP论”等理论桎梏。

　　中国城市报：面向未来，如何构建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ESCG体系？其对于提升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尹稚：首先我们要建立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有主体功能区的差异。我们要通过构建ESC三轴坐标体系确定治理路径和考评标准（G），比如：主体功能区划差异、社会经济发育水平差异、亚文化圈层差异、价值观现代化差异、城乡差异、发展阶段差异。在三轴坐标体系中，A、B区域的空间坐标点不同，则治理中的重要主要目标不同，治理路径不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治理的考评标准不同，行为约束的侧重点不同。

　　深度推进空间区划中的政府、市场乃至社会的行为治理成为目标达成的关键，要实现治理目标设定的精准化、治理路径选择的精准化、治理考评体系价值设定的精准化。

　　从ESG的企业标准到用于城市与区域发展评估的ESCG体系的转化，不是一般性的工具理性的借鉴，而是在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之中，为我国的文明发展和延续注入更多的新鲜内容，从而推动我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