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年前，我读过作家、学者萧易的《寻蜀记》（副标题：从考古看四川），对于其在四川各地所作的访古旅行印象深刻。《中国国家地理》编辑刘乾坤为《寻蜀记》作跋，提到萧易与《中国国家地理》的合作开始于2009年夏天，当时他请萧易撰写安岳石窟的文章。在随后的10余年里，萧易一直在走访、研究中国石窟，并出版专著《空山——寂静中的巴蜀佛窟》。在该书中，萧易列举诸多证据，提出了巴蜀石窟是中国石窟下半阕的观点，将尘封已久的巴蜀石窟纳入国人视野。

　　《石上众生》（副标题：巴蜀石窟与古代供养人）是萧易的新作，是他延续已久的巴蜀石窟研究的一项成果结晶。与以往作品有所不同的是，从该书副标题就能感知到，萧易的视线更多落在“人”的身上。很少有人注意石窟的供养人，而萧易想要挖掘那些“人”的故事。

　　建造石窟是一项耗时、耗钱的工程。在古代，这些工程除了官办以外，大多源自民间信徒的自发筹资。信徒包括地方官吏、乡绅、商贾、贵妇，也包括普通的农人、村民等，他们都是石窟的供养人，来自各个阶层，各有心声和诉求。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状下建造石窟的？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思考，也就成为了进入中国历史场景的另一个不错的渠道。

　　全书起笔，开始于安史之乱的一幕，唐玄宗率众仓皇逃离长安，奔蜀途中停留在有个叫观音崖的地方。江边岩壁星星点点悬着几个龛窟，永和公主触景生情，遂舍了些钱财，唤来些工匠开龛，稍后她随队继续西行。而此地唯留一座“永和公主龛”，寒酸粗糙，潦潦草草，无形中成为了安史之乱中唐朝皇室狼狈不堪的见证。

　　在安史之乱之前，巴蜀石窟艺术就已经萌芽。比如入蜀为官的韦抗、苏颋等人在利州开凿的千佛崖，经数十年时间历数人之手，这些官员的调任实际上印证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政局的风云动荡。所以，萧易称千佛崖为“大唐王朝兴衰的晴雨表”。

　　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地平县员外尉王伟在佛子崖捐资造像。在造像记中，他谈到自己不知何故被贬外放的遭遇，满腹委屈而又心怀希冀。金牛道、米仓道沿途有很多类似的浅龛，如若不是开龛，“九品芝麻官”王伟或许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记载。有多少王伟这样的“沙子”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里？这就是供养人的微渺所求吧，留下那浅浅的印记也好啊。

　　从古至今，安禄山龛的名气都很大，文人墨客对它尤感兴趣，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考证。它的供养人到底是谁？真的是安禄山吗？巴蜀地区长久以来被作为“贬官之地”，谁能料到有一天，它竟然成了容纳四方亡客的安居之所。相比那些模糊的考证，更有意思的是长达千年的诗文相承，延绵不绝的感慨与唏嘘，一个王朝迟暮的背影，依稀犹在。

　　《石上众生》选取了百余位供养人的故事，大多数集中于唐朝，少部分是宋朝的。晚唐五代时期，因战乱频繁，寺院荒废，就算是巴蜀边地，随处开花的石窟盛况也难以维系；而宋朝因为经济趋于稳定繁荣，礼佛风气兴盛，成为了巴蜀石窟的重要转型期。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官宦、商贾家境殷实，有实力承担造像，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供养人群体的中坚力量。这在造型艺术上也有所表露，唐代石像服饰有薄若蝉纱的感觉，而宋代的观音像衣服要厚实些，褶皱更多，更倾向于市民的装束，因为宋人基本已经改穿棉布了——这是宋人的市井生活、人间情趣，这也是宋代气候整体变冷、服饰材质变化的客观反映。管中窥豹，这是历史的见证之一。

　　中国建造石窟，原来流行于北方和西域。安史之乱后，烽烟四起，生灵涂炭，北方兴盛的那些石窟相继衰落，而偏安一隅的巴蜀石窟随着“长安贵人”的涌入继之而兴。它们虽分散、零碎、且以浅龛为主，但其中的魅力，尤其是供养人身份的多样化，所唤起的是我们对于古代普通民众生活的更多关注，这是一部别样的微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