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刘震云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就会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想要调动工作难如登天，大多数人会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当年人们走出校门，一纸毕业分配介绍信几乎等同于“命运判决书”。1988年，我被分配到一家亏损企业，也有了一些“命运落定”的意思。不过那时候，远方的深圳特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路——实在不行可以辞职去那儿碰碰运气，谋求发展。

　　虽然有这么一根“救命稻草”，可是那年月一旦丢掉“铁饭碗”闯深圳失败，回来就彻底没了退路。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境地，很难下定决心。

　　1992年，同事兼校友小刘辞职了，当月就去了深圳。他在厂里混得比我们好，即将提拔为劳资科长。但他这人喜欢“走一步看三步”——他预计我们厂不出3年就会停产，不如早点寻找出路。

　　小刘去深圳后第一年，换过几次工作，都是流水线普工；第二年当上了“拉长”，其实就是线长，管一条生产线。之后他好几年没有音讯，再次联系我们时已是1998年。他回来探亲在家中设宴，一群老同学、旧同事受邀出席。经过几年奋斗，他当时已是一家光学仪器厂（有400多人）的副总，而且已经娶妻生子。

　　走出小刘家，已经下岗的我百感交集，有些后悔当年没有和小刘一起南下。然而转念一想，我若去了深圳，未必能混成他这样——我处关系没有小刘那么“夹生”，俗话说“慈不掌兵”，若是我去深圳的工厂，也许当个“拉长”都难。

　　2005年夏天，我终于坐上了去深圳的火车。到达深圳出站后，只见一幢幢高楼绵延不绝，气势很足。那时我们武汉超高层建筑不多，深圳的高楼“森林”让我深受震撼。

　　之后，我坐车去福田区竹子林，一路上的绿化带让我印象颇深。武汉市区里的绿化带，大多是窄窄的长条；深圳绿化带则是真正的“宽带”，面积普遍大得多。再加上因为气候条件优越，这些绿化带里植被茂密，草坪、灌木、乔木……一块地上层层叠叠，生长着好几层不同类型的植物，让人觉得很养眼。

　　到了竹子林，我见到了文友小章，那时他在一家国企当工程师，还是单身。在他家放下行李，他说晚上几个文友要聚一聚，地点在老曾家。老曾是河北人，据说刚来深圳时睡过桥洞，经过多年努力在布吉买了套二手房，安顿了下来。

　　到了布吉，我下车后感觉这里与主城区仿佛两个世界，房屋、街道看上去比较“沧桑”，如同一些城市的老旧社区。老曾所住的楼貌似也有些年头了，他家位于顶楼7层，两室一厅约80平方米，一个人住很宽敞。而且楼顶天台使用权都卖给了顶楼业主，老曾因此有了一块“空中菜园”。

　　晚上连同我，5个文友在楼顶坐成一圈，聊了一夜。老曾说这片区域房子显得旧，是因为开发得早。1979年，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在此落户，许多学历一般的“深漂族”到达深圳后的第一站就是这儿。主要原因，一来是很容易找到一份工厂普工的工作，先安顿下来；二来是这儿日常消费比主城区低得多，生活容易过得下去。

　　老曾有一部望远镜，一个人的时候，他常常站在天台上拿着望远镜眺望远方，顺便观察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老曾的天台菜园养着一只鸭，那时已经快3岁了。我们彻夜畅谈时，这只鸭静静地蹲在圈子中间，仿佛在倾听，我们戏称它为“文学鸭”。老曾说并不是将它当宠物，只是养久了，不忍杀之。我想起一位名作家说过，极大部分优秀作家是生活中的“弱者”，他们能对世界上任何弱势群体及物种的苦难感同身受（大意）……我觉得，在深圳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地方，或许是文学让老曾这样的人甘当“弱者”，宁可影响“进步”也不接受“狼性”。

　　2006年夏天，我快要结婚了。妻子（当时还是未婚妻）对深圳也是仰慕已久，但从未去过。于是我带上她再次造访深圳，还是住在竹子林小章家。这次时间比较宽松，所以我们每天都会在竹子林周边转悠一圈。当时那里有许多平价餐饮店，吃食价格和武汉差不多；低档发廊也随处可见，理个发很便宜。

　　2005年我去深圳时，小刘正好出差，没遇到；2006年，在福永终于见到了他。那时我和妻子刚刚在武汉买了一套二手房，2680元一平方米。小刘告诉我们，在福永以这个价也能买到房。相比布吉，福永的房子普遍很新，且道路宽阔，还有一些休闲广场、小花园，颇具宜居度。我妻子对于武汉的酷暑、严冬深恶痛绝，觉得若能长住于深圳福永很是不错。然而那时我已经快38岁了，到深圳工厂生产流水线上打螺丝，似乎年纪偏大。生计问题难解决，便没法考虑迁居。若干年后，深圳房价大涨。福永虽地处远城区，房价涨幅也数倍高于我们武汉的房子。妻子说当年借钱都应该在那儿买一套。

　　时至今日，深圳不再是职场失意者心目中的“救命稻草”了，但它依旧充满吸引力，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深圳别称“鹏城”，它深刻影响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追梦人，当得起鹏程万里的“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