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桥，横卧在老街，它也是横卧在我心里的老祖宗。有老祖宗健在，我心里不慌，心里不乱，心里有根。

　　老街上而今最长寿的人，是九十七岁的沈大爷。眉上带霜的沈大爷说，这横跨老街的老桥，在他爷爷出生后不久就有了。沈大爷感叹说，他活不赢一棵树，也活不过一座桥。

　　每一次去老街，我就嗅到青苔的气息，它从老街巷子里的石缝里钻出来，从巷子里那些树上飘过来，也从那些屋顶上如鱼鳞状起伏的青瓦上冒出来。

　　老街的那座老桥，有三扇孔眼，中间的最大。孔眼俨如幽幽人眼，凝视着桥下潺潺的河水，凝视着老街一代又一代人的来来往往。

　　那年，我陪同从北京回来的友人老周去老街。老周是在老街长大的街娃，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定居，梦里常闪现老街的老桥耸动着身子等他回家。那天，老周一见老桥，就张开双臂，如大鸟展开翅膀，激动地拥抱着老桥石墩。

　　老街上一家卖豆浆馒头、油条油饼的店铺还在蒸汽里氤氲着时光，店主是当年老街人眼里的“街花”程姑娘。而今，她已做了外婆，松弛下垂的面部上有了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眼袋里垒积着光阴的尘埃。老周去店里买来一个油饼，蹲在老桥下大口大口地吃着。他抬头从桥孔望出去，看到房屋在光影里颤动。老周揉了揉模糊的眼睛，原来是他流泪了。

　　去年夏天，老周又回来了。这一次，他是回来给在河边林荫地里长眠的父母迁坟——因为老街部分区域修缮改造的缘故，安息在河边林荫地里的10多座老坟面临迁移。我陪两鬓斑白的老周请来老街坊帮忙挖坟，但一直挖啊挖，也没看见当年那两口摆放在堂屋里沉重的棺材。棺材早已腐烂，最后只挖出几片零星的碎烂骨头。老周捧着骨头，望一望老桥，泪水再次簌簌而落。

　　在老街土生土长六十多年的樊大哥，这些年来一直在义务打扫老桥。他挥动扫帚，轻轻打扫落在老桥上的尘土枝叶，沙、沙、沙，扫桥声音如蚕吃桑叶。累了，樊大哥就靠在桥墩上歇歇身子，或打量桥下流水——河水清澈，有时还能看见游鱼，它们鼓凸着眼睛，摆动双鳍，在水里一吞一吐地漫游着。樊大哥的儿子在新城居住，多次恳求樊大哥搬过去，但樊大哥一直犟着不去。他在老街长出了根须，感觉只要一走出老街，身子骨就不硬朗了，就要喊疼。九年前，出于保障老桥安全的考虑，樊大哥和老街居民们一起砍掉了那棵一直攀附着老桥身子的巨大黄葛树。那棵黄葛树的根须如龙爪一样缠附着老桥身子，远远望去如浮雕般庄严、雄伟。但树让老桥不堪重负，只能砍掉。砍树的那天，樊大哥和老街坊们泪流满面。

　　樊大哥对老桥的感情，浓郁而深沉，他也确实是把老桥当作老祖宗一样伺候着。三年前的夏天，那场特大洪水咆哮着漫过了老街最高的树冠，漫过了老桥桥帽，更滔滔着漫过了老街人用手按住的胸口。洪水过后，老桥挺住了，只有两边的石墩被冲走。洪水过后的那天下午，樊大哥和几个老街居民给挺过一劫的老桥深深地鞠了几个躬。后来维修老桥，老樊又带领老街坊们沿着河流下游，一块一块地把冲走的石墩找回来了，让它们再次稳稳地回到老祖宗身上。

　　樊大哥常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清清楚楚地记着老街坊们家里的水电气费用收取情况——他是老街的“管家”。而今老街上，最高的楼也只有八层，其余大多是沿老桥两边错落排布、素雅古朴的青砖老房。这些年的除夕夜，在老街居民家家团圆的祥和气氛中，樊大哥沿着老街“巡逻”一圈后，总要来到老桥上坐一坐再回家。这几乎成了一种固定仪式——樊大哥与老桥的“年终聚会”。

　　我来到老街那年，刚18岁，在位于街上的一家单位上班。老桥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一直寄托着我对老街的深深依恋。经过老桥上下班，我常看见桥道两旁的簸箕里，晾晒、放置着老街坊家的各种食材：黄豆、玉米、葵花籽，还有白花花的汤圆粉。有一天黄昏我下班，正遇上在桥上收拣汤圆粉回家的郑奶奶。她见了我，硬拉着我到她家里，煮了一大碗芝麻花生汤圆给我吃。临出门，郑奶奶轻声细语地对我说：“我听说啊，你写的东西印在报纸上了，真不错。我家那老头儿，也是一个爱写写画画的文化人。”我这才发现，在郑奶奶家墙上的显眼处，挂着一个高颧骨、浓眉毛老人的黑白照片。那是她老伴儿的遗像，上面一双忧伤的眼睛里仿佛写满了担心，沉沉地凝望着郑奶奶在尘世的日子。

　　老街的老桥，守着老街坊们平凡安宁的日子，望着游子们沧桑壮硕的根，安抚着一批批寄居着的躁动的灵魂。它有老祖宗般的慈祥模样，无论日出日落，总向它所庇护的人们投去温柔沉着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