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上小学那会儿，学校门口摆有零食、玩具、小人书等各色小摊，一到放学点，“神兽”们便蜂拥而上。老实说，虽然那时我年纪很小，却对话梅、糖果、玩具等人气物品提不起多大兴趣，倒是一地花花绿绿的小人书，磁铁般吸引了我的眼球。我家原本就有一些连环画藏书，但美中不足的是，每套都有几册缺本。这一如听书听到关键时刻，说书人惊堂木一拍：“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精彩故事戛然而止，吊足了人的胃口。我看到校门口书摊上摆着《罗成之死》《杨七郎打擂》《八锤大闹朱仙镇》等家中《说唐》《杨家将》《说岳》连环画套装中的缺本，两眼放光。回到家，思索半晌，咬咬牙，砸了小猪存钱陶罐，拿硬币换书看。摊主是位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说书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租不售。我坐在小板凳上翻书看，直至天色渐暗，画面和字迹模糊起来，方才恋恋不舍归家。惜乎好景不长，当母亲发现我平日迟归的秘密，一怒之下，没收了我的所有零钱。口袋里没了钢镚，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坐在板凳上看书的资格，我只得倚着电线杆望梅止渴。摊主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冲我招了招手：“小朋友，想看就看吧！”这令我大为感动，顿时觉得摊主的形象都高大了起来。

　　年岁渐长，有一回，我无意逛至文庙古玩市场，“热闹”两字迎面扑来，恍若“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地摊上摆着的除有瓷器、古玩、玉件外，更有连环画、古旧绝版书籍，爱书之人驻足其间，问价还价，各取所需。一如“燕园三老”之一张中行先生所述：“我也逛厂甸，也许应当算作半俗半雅。半俗是看红男绿女，挤在豆汁摊上喝豆汁。半雅，是驻足于一个连一个的书摊前，希望能用廉价的钱买到自己喜欢的书。”那些书摊的摊主个个手眼通天，只要报上书名，他们就能想方设法搞到稀缺书籍。

　　彼时之我，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宝藏洞。但逢周末，睡到日上三竿，起床出门在家附近小饭馆点一碗胡辣汤、一客牛肉锅贴，汤足肉饱后，我就去文庙逛书摊，委实收获了不少意外之喜——部分在正规书店里买不到的老版、稀缺书籍，在旧书摊上却能以偿夙愿，真真应了孙犁“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的买书经验。在旧书摊上，我还以低廉价格买过不少内容丰富的过期杂志，将其装入麻袋，一路拖着回家，虽累到龇牙咧嘴，心中却酣畅痛快。诚如马未都所言：“地摊文化的精髓在于随意，人弃我取，物尽其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读大学期间，舍友带我去她父亲的粥铺。我一边用勺子搅动碗里的皮蛋瘦肉粥，一边打量左右环境。但见墙角一隅空落落的，我脑海里顿时冒出一个主意——家里的旧书堆积成山，卖与废品收购站着实可惜，何不在此角落摆个书摊？食客一边喝粥，一边翻书，看中哪本即按对折出售。我这个想法得到舍友父亲的赞同。于是，寒、暑假期间，我便蹲守粥铺，当起“二手书摊贩”，既过足一把摊主瘾，还赚了一笔数额可观的零花钱。舍友和其父直夸我有经济头脑。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大众的阅读方式从纸质模式切换到电子模式，纸质书和电子书博弈，此消彼长。而在运营成本上涨、网络及新媒体冲击的背景下，传统书店的生存空间饱受挤压，市场逐渐衰落、凋零。书店尚如此，书摊更是销声匿迹，无处可寻了。有一日，我在街巷深处发现一方书摊，这份激动实不亚于他乡遇故知。我蹲下身子，随手挑了几册，价格相当可人。摊主是一位斯文中年男士。在交谈中得知，他毕业于名校，之前也发展得风生水起。但疫情期间，他所在的外企撤资，他大龄失业，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一介书生又干不动体力活，于是，他便在白天摆起书摊赚点生活费，晚上登录平台撰写网络小说。

　　“当年陈景润也摆过小人书摊。”我宽慰道。

　　“对，其实现在这样也挺好，至少，我总算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他对我说，他少年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说家。

　　摊主和妻子两人轮流守摊、进货、理书、分类……他热心地给少年儿童推荐适龄读物，给爱书之人分享“尖儿货”，再加上薄利多销的宗旨，客流量渐渐大起来。

　　时隔数月，当我再次踏入这条街巷，发现书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门面不大但人气颇旺的书店。老板和我打了个招呼，随即又招呼起其他客人。我不知道他的网络小说写得如何了，卖书事业却是越发红火，我打心底为他感到高兴，毕竟，一家子可以不用再为生计犯愁了。

　　须臾间，我想起萧乾在《一个北京人的呼吁》中写道：“应该把旧书摊恢复起来……我没钓过鱼，但从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奇书的快乐，绝不小于钓到一只尺长的鲤鱼。”讲真的，我也希望自己的家乡——一座同样有着丰厚历史的老城，能多一些旧书摊，让爱书一族多得一些“钓得鲤鱼”的惊喜乐趣；让游览之人多得一些寄托情怀的小小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