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唯有行走。”翻开《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这本书后，作者的话让我们深有感触：他希望完成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转变。他认为这种转变比什么都重要，值得用一生的时光去追求，哪怕他不能取得世俗认可的那些成功——无论是少年时代所梦想的那种文学上的成功，还是如今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上的所谓成功。

　　从元大都（北京）到上都（金莲川），是一条元朝皇帝候鸟般春去秋来的辇路，是一条从农耕文明渐变到草原文明的路。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贯穿长城内外，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北大教授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元代辇路北行，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450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完成了他15年前的夙愿。

　　在作者笔下，每一段路、每一条河、每一座小山、每一种飞鸟，都凝固着历史的变化与传承。从昌平到居庸关，要经龙虎台村，此村就在古代的龙虎台上。元帝北巡，例以龙虎台捺钵（意为行营）为正式告别大都之地，必在此留驻，留守官员也远送至此。杨允孚诗云：“大臣奏罢行程起，万岁声传龙虎台。”元代皇帝以龙虎台为捺钵的传统，可追溯到成吉思汗。明初继承了元人的道路体系，仍以龙虎台为重要扎营之所。明成祖朱棣多次驻军于龙虎台，在此设宴大飨随驾将校，算是元明历史连续性的一个表现。

　　元人所写的两都纪行诗文中，居庸关出现的频率最高。自南向北者，忽然进入崖壁峥嵘的峡谷，风物一变，不免心神震荡，忍不住要诉诸笔墨。吴师道诗：“神京望西北，连山郁崔嵬。百里达关下，两崖忽中开。”就是写这种自然景观的戏剧性变化。胡助诗：“天险限南北，乱石如城陴。”感慨关塞天险，觉得是上天要以此划分南北。类似的感慨常见于他人笔下，都在强调山南山北是相当不同的两个世界。自上都返南者，到了居庸关，终于告别寒冷的北方，即将回到温暖的大都，可以想见他们心情大悦。

　　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博物学……作者信手拈来，满是渊博的学识和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和洞见。巡检司村的大槐树少说也有四五百岁，就算没有见过元朝皇帝乘坐四头大象的风光，也一定见过明朝戍边的将士，以及在此放牧的史、车二部蒙古牧人。明朝徐渭从滴水崖北来前往龙门所时，也要在巡检司村歇息打尖。依徐渭的习惯和喜好，他会选择寺庙而不是兵营小憩。他在这棵榆树下迎风而立，向南看这个静谧的山谷。“那时已是秋天，东西两山霜叶如染，色彩斑斓，远比我们今天所见的更壮丽、更迷人。”

　　“当年读纳兰词，感觉真是超越时代，这样一颗敏感得不可思议的心，既亲切又陌生。想想他曾行吟在南沙河岸边，他所凝视过的天空，他所吹拂过的夏风，和此刻大概也差不了太多吧。”其实，作者的行程就像一场意义非凡的凭吊与追怀，他以历史学家的角度观察草木枯荣、残垣断壁、山川河流以及众生百态，并展开诸多合理且不乏趣味性的联想，将史学科普适度又巧妙地融合进游记的思考中，在烟火气中找寻古人曾经的所见所闻，正如李白诗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美国畅销书作者马克·亚当斯在《到马丘比丘右转》中写道：“我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罗新熟知纸上的中国，但更加珍惜自己用脚丈量过的真实大地。他以行旅者的谦卑，一趟行旧路、谈旧史、怀旧人、忆旧事的旅程，让人看到大历史背景下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蜕变，为文明标注个人的刻度。通过行走的体悟，作者集聚了重新理解人与土地、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我不做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者，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而不是一个远离山野，远离底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