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四面由大山围着，要出村子，西关是唯一出口。

　　西关就在村子的西山上，那里是一个石头城堡一样的关口。关口高高在上，像建在云朵里。村里流传的故事讲，早年间，关口城门上建有两层木楼，飞檐望角，圆木耸立，人在约十五公里外都能望见其雄伟姿态。有人说是因为一场剿匪战争，也有人说是因为一场大火，使得木楼灰飞烟灭，只留下关口。关口依然雄伟，全是用石头堆垒而成。那石头可不小，全是条子石，一大块长有两三米、厚有半米，没有七八个大汉子是抬不动的。关口成半圆洞形，有抵门杠，有射击孔。人立关口，无论山下哪个方向来人，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西关是村里人的晴雨表。村里有句俗语：“西关戴帽帽，天老爷要撒尿。”意思是说西关上有云雾紧锁山顶，那就是风雨将要来临的前兆。那家伙，准头堪比天气预报。尤其是五黄六月乡下收庄稼、晒粮食、抢偏东雨的时候，村子里有经验的老人都知道，出门就得看看西关上的情况——如果西关上有云雾遮日，那就得准备雨具或是把稻谷堆放盖好了，免得稻谷被大雨淋湿，生芽生虫烂了。

　　西关是村里人与外界联系的分水岭。站在西关上，村子里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哪家出门放牲口，哪家挑着庄稼进屋，哪家喂猪喂鸡，哪家开锅煮饭，只要随便扫上一眼，心里就明白了。从西关向外望去，那就是天宽地广了。一眼望去，几十公里以外的地界尽收眼底。出了西关下了坡，过倒桥子，上走马岭，那里是公路边的一个车站。从走马岭上了车再去白合场，便到了离村子最近的一个乡场镇子；再从白合场坐车，就能到县城、省城以及更大更远的城市和世界——这其实是年少的我在西关的关口城门条子石上翻来覆去晒太阳，望着天空发呆时对外面以及未来的想象。

　　西关经常是我少时一个人玩耍的最好去处。那时，村子里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娃要么去白合场的学校，要么去白合场以外更远的地方上学了。日常大多时候，村子里就我一个少年，背着割牛草背筐往西关走。西关前后都是大山坡，牛草多，在那里也看得远。一条青石板大路穿过关口弯弯曲曲延伸向远方。要是有一个人从关口外走进村子里，我通常用不着仔细瞧着就能很快判断出是哪家来了亲戚朋友，哪家就该杀鸡取肉磨豆花了。坐在关口的条子石上，我最想两件事儿。一是自己家能来亲戚朋友，那就有好吃的好喝的上桌。那时虽然家里颇为清贫，一旦亲戚朋友来了大人们还是会设法准备点拿手菜，小娃儿也是免不了要饱一回口福的。二是娘能从白合场早些回来。白合场逢农历三六九赶乡场。每个逢场天，娘都要去白合场卖些豆豆果果的土货，然后再买些油呀盐呀肉的，细心地安排着一家人的生活，就怕饿着了娃。娘从白合场回来，证明那一阵子家里的日子又好过了。

　　好多时候，西关成了我梦想的美丽城堡。但随着成长，我后来才逐渐明白，西关以及西关以外的世界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哥外出打工的那年，父亲一路送到西关上，反复帮他整理好行装。哥顺着大路走了，父亲两眼直直地盯着，直到望见他在走马岭上了车，父亲才长出一口气坐在关口的长条石上，半天没说一句话，两滴眼泪从脸上静静地滑落。哥才十六岁，初中毕业待在家里一两年了，没学上手艺，只有出门闯生活。总待在家又能怎样呢？一天天岁数混大了，却没有什么谋生机会，说不定老婆都讨不上，只有打光棍的命。

　　站在西关的关口，我每次看着父亲去白合场帮人抬石头、抬木料、扛竹片，一次次从晨雾中走下西关的背影，心里都有些感伤。可感伤又能改变什么呢？只能默默地祝福父亲平安。那时，家里除了油盐柴米的日常花费外，还有逢年过节人情来往等一大摊子的开销。父亲若不出门挣点钱支撑着，有个亲戚朋友上门不可能只吃白开水喝西北风吧。

　　当然，我自己也是从西关走出村子的。那一天，当我走上西关的关口，转身望见娘在屋檐下的身影，一缕残阳，一缕炊烟，娘的影子比炊烟还消瘦，比老屋还脆弱。娘的身后就是家了。我知道，有娘在，家就在。

　　如今，在长江边这座小城里走着，我有时突然会想起老家村子“西关戴帽帽，天老爷要撒尿”的俗语。可是，从一条水泥路到另一条水泥路，从一部电梯到另一部电梯，从一座高楼到另一座高楼，我们要怎样才能看清楚天老爷的脸色呢？四季不变的灯光与霓虹、门面与楼宇、喊声与叫卖声，唯一容易变换的是人情与世事。这是人的世界，有好些个人来了又去了，又有好些个人去了又来了，但他们都无法被从一条路上或一个关口上看清。

　　我总是怀想西关上的那些日子，有人们简单的来来往往，有烟雨云雾的一眼便看清，有家和娘就在眼底和身后，一切都是轻松而又踏实的。

　　高高西关，家韵乡情，就一直在自己心底藏着，多好的风景和回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