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随着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挂牌,浙江省A股上市公司数破600家,成为继广东省之后全国第二个进入A股“600家方阵”的省区。
到2025年末
上市公司达1000家
将镜头拉回到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改革的帷幕拉开,凤凰化工开启了浙股“首单”。此后,“浙江板块”公司数量破百大约用了16年;从2006年开始,浙企的资本步伐逐渐加快,据当地媒体统计,浙江的上市公司从400家增至500家用了3年时间,从500家跃升至600家仅用了1年零2个月。
“浙江速度”的背后有一个关键推动力:“凤凰行动”计划。2017年,浙江发布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凤凰行动”计划,协同推进企业股改挂牌、培育辅导等工作;随着“凤凰行动1.0”圆满收官,今年,《浙江省深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行动”计划(2021—2025年)》应运而生。
中国城市报记者查阅“新凤凰行动”后发现,其核心内容可以理解为政府从政策优惠、政务服务、资源配套、各种奖励等多方面,全过程“管家式”助推民营企业上市。
政府层面有力保障助力了企业在资本市场扬帆起航。从区域分布来看,杭州以近200家上市企业的数量一骑绝尘,紧随其后的是“宁波籍”,超过百余家;绍兴“产出”73家、台州60家、嘉兴50家……
从行业分布看,600家“浙江军团”涵盖制造业、软件信息、文化传媒、建筑房产、交通邮政、金融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特别是今年以来,“浙股军团”呈现出新的面貌——新增的8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代表“硬科技”的科创板公司和定位于“三创四新”的创业板公司上市数量占比超过半数。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浙江给自己制定的“小目标”,到2025年末,全省境内外上市公司要达到1000家。
政府有为、市场有效
形成“强者恒强”良性循环
谈起资本潮涌钱塘的原因,浙商总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杨轶清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这与浙江省的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从基本面看,浙江省的经济基础好,民营经济发达,传统产业制造业基础扎实、数字经济新经济也在全国领先,因此产业结构合理。此外,当某个区域或行业一旦有公司上市后,形成标杆效应和氛围影响,对所在地方和行业的示范效应十分直接而明显,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创造条件上市,形成“强者恒强”的良性循环。
“这也是因为浙商群体资本意识比较强,有良好的金融意识和传统,善于利用资本工具。”杨轶清说。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银行战略研究部总经理杨海平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看来,浙江企业家竞争意识强、市场意识强、资本市场运作意识强;从有效市场来看,浙江人务实肯干、商业文化浓厚,干事创业的意识强烈。
除浙商自身给力的内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外因不容忽视:营商环境。这几年,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的成绩有目共睹,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浙江省政府服务意识强,数字政府建设先行一步。他们秉持着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的理念,这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杨海平说。
虽然“浙江军团”已取得了不俗成绩,但杨轶清提醒,浙江省上市公司总数与广东省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如果除去阿里巴巴,浙江省与广东省的总市值差距也不小。最近几年浙江民企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情况也在增加,实控人易主,说明这部分企业经营或企业家状态不容乐观,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杨轶清说。
“浙江出企业家,广东出老板。”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职业投资人程宇发现,浙江的上市公司大多专注于做好主业,并将其做精、做强,“粤商则从盈利的角度出发,专注于寻找市场机会。”
专家:直接融资有利于
降低区域经济杠杆率
如今越来越多的省、市认识到,上市企业是承载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
此前,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湖南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十四五”末,全省上市公司要达200家以上,上市公司整体质量效益、核心竞争力、创新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高,总市值超3万亿元,资产证券化率达50%以上。
为什么各地都开始重视上市公司的培养?《资本赋能发展》一书中给出了一种答案:“一个城市上市公司的状况,直接反映城市的资本活力,更为根本地说,它可以反映这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程宇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上市公司分布与中国经济发展结构相似,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多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降低区域经济的杠杆率,尤其是国企上市更有利于降低政府杠杆率。
企业上市对地方经济的助益毋庸赘述,但杨海平在研究中发现,目前在服务上市公司方面,政府为上市公司兼并重组提供的服务相对不足。
“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审慎开展兼并重组,进行行业整合既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也有利于地区处僵治困。但上市公司开展兼并重组,遇到的土地、税收、员工安置等问题是一个难点,对此政府应该多想办法、多出实招。”杨海平说。
金融系统业内人士武忠言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说道,政府应从激发企业资本运作意识、修订完善引导激励政策、挖掘培育后备“苗子”梯队、健全上市服务组织体系、强化企业科技创新支持等五个方面着力推进。
“比如通过以会代训、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上市推介会、专题研讨会、业务培训会、参观考察等方式,搞好辅导培训,帮助企业树立资本市场运作观念和改制上市信心。”武忠言表示,还可以通过邀请沪京深交易所专家为市内上市后备企业提供全链条、多方位、专业化的培训、咨询和金融服务。
武忠言还建议,地方金融监管局可会同证监局、科技、经信等部门,重点围绕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后备企业排摸和培育力度,借鉴其他地区政策,结合本区域实际,尽快制订出台当地科创板挂牌、北交所上市奖励政策。
杨海平认为,应将上市公司培育与处僵治困、传统产业升级、国有企业改革、城投公司转型、中小银行改革化风险统筹考虑,拓宽投资思路,丰富投行手段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