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作为浙江省重要的经济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本期，中国城市报邀请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商研究院院长、浙江工商大学原校长、教授陈寿灿，从他的专业领域及视角谈一谈，“十四五”期间浙江如何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城市报：“十四五”是我国民营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优化。我们看到浙商研究院已经连续3年出版了浙江省11地市的“亲清指数”，这个指数发布具有怎样的意义？
陈寿灿：狭义而言，政商关系指的是政府（官员）与企业（商人）之间的关系；深究其本质，则是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两大系统之间权责边界及其互动关系。如何认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浙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是“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作为资源小省的浙江，就是依靠政商关系建设优化、不断释放和激发经济主体活力，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范生。
作为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商研究院立足学校百年商科的学科优势，统合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统计学、法学等学科，开展浙江新型政商关系的系列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重要课题，并出版系列著作、论文，力图搭建以政商关系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咨政研究方面，我们围绕政商关系构建、完善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模式等提交咨政报告数十篇；在应用研究方面，我们借助统计指数这一有力工具，推出浙江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将浙江新型政商关系构建状况反映出来，旨在为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反映当地新型政商关系构建情况以提高工作针对性的“体检表”，为企业家提供一张了解目标地政商关系水平以辅助投资决策的“参考地图”。
中国城市报：浙江省的“十四五”规划重点之一是数字化建设。您认为浙商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企业的数字化升级和产业链的数字化改造，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陈寿灿：“十三五”期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2%，高出同期GDP增速6.7个百分点，对全省GDP增长贡献率达到34.9%。2020年，即“十三五”收官之年，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更是逆势上扬，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收入达到22312.9亿元，同比增长12.9%，高出规模以上工业10.9个百分点……这些数字正是对浙商在浙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深入实施背景下，拥抱数字化、走向数字化并最终引领数字化的最好注解。
但浙商数字化转型的脚步并非止于此。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浙商应当再一次展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心与决心，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肩负“全力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抢占数字经济竞争制高点，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建设‘重要窗口’增添澎湃动力”的新使命，积极应对数字产业链短板、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步子慢等新挑战。
具体来说，浙商应当走出一条“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新路子。数字化升级，科技是关键。浙商首先要以技术为突破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尤其是浙江具有长期优势的制造业要努力成为技术创新突破的尖兵，并以此为跳板，逐步占据产业链的关键、核心环节，摆脱过去传统制造业长期位于产业链中下游的地位。
同时，浙商还应重视数据在数字化升级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建设产业数据库，将数据与技术相融合，以此为路径建设智能化、数据化的“未来工厂”；通过数据供应链，将“未来工厂”与产业平台、数字化产业园、数字经济特色基地相连接，并最终形成高能级产业大脑。产业大脑一旦建立，将是未来建设新的高能级载体、培育数字经济新的市场主体、壮大新一批数字产业的强大动力，同时产业大脑也将为企业进一步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可依托的生态系统。
中国城市报：浙江省“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您认为该从哪些方面鼓励和支持浙江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
陈寿灿：浙江民营企业一直将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与不竭动力。特别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30年里，浙江民营企业以实践证明了创新才是企业立足的根本，并将企业发展模式由“贸工技”向“技工贸”转变，成为了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
尽管浙江民营企业在创新与研发投入方面取得了骄人成果，但浙江民营企业仍应以部分全国知名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大量投入和所获成果为例，意识到持续推动创新发展的紧迫性。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了实现创新发展，浙江民营企业应当继续发挥群体优势和企业家学习优势：其一，扩展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渠道，支持民营企业并购后形成吸收——内化——自主研发的创新路径；其二，龙头浙商企业起到标杆带动作用，让民营企业自觉自为地研发立企；其三，充分发挥浙商企业家的学习优势，恪守“知行合一”的浙学传统，让民营企业家能够更快地从实践中学习。
此外，为了全方位、多层次地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宏观层面亦应有所行动：政府方面，继续落实《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鼓励民营企业主动参与科研创新，特别是对国家级创新项目的参与；加大对企业创新科研相关的减税降费力度，并为企业的创新科研拓宽融资渠道。而在营商环境方面，应继续推进“亲清”政商关系建设，持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从企业的需求出发，优化企业服务，为企业创新营造自由、安全的外部环境。
中国城市报：您认为浙商该如何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陈寿灿：我国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源于中央对我国当前及长期经济发展形势的科学研判，是又一项重大的理论突破。而“双循环”无疑提供给浙商一个有大作为的良好机遇，同时也引起了我们的一些思考。
第一，新发展格局新在哪里？新发展格局中需求和供给、尤其是内需被置于同等高度的发展地位，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需求侧在政策层面的受关注度被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有利于浙商解决转型升级难的问题。而在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平衡关系上，浙江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不但要体现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还要将内外贸彻底贯通，力图实现打造国内大循环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这无疑将为浙商拓展商业版图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哪些产业在新格局下最有发展前景？在新发展阶段，浙商拥抱新格局并参与构建新格局，重点是要运用市场化手段。首先，发展有提升畅通循环能力的产业，包括加强各种生产要素的循环和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其次，要着眼于国内消费旺盛的产业，充分发掘新格局塑造出的市场新需求，既要满足高端消费的需求，也要考虑到贴近民生的新型传统消费；最后，现代产业体系与新格局深度兼容，如浙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必然大有可为。
第三，融入“双循环”是否有体制机制保障？其一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通过优化投资方向、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创新投融资机制等手段确保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资本要素供给。其二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机制，特别是要提高双向投资水平。比如，既要迎回来，推动浙商回流；又要走出去，鼓励浙商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随着更多的激励与服务浙商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具体配套政策陆续出台，浙商一定能够在“双循环”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中国城市报：在浙江省“十四五”规划中专门提到了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擦亮‘最美浙江人’品牌”。而浙商作为浙江人的优秀代表之一，如何做好浙商精神、浙商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浙商研究院在这方面有什么成果可以分享？
陈寿灿：以阳明学为代表的浙学传统，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红船精神，植根于浙江文化的浙江精神、浙商精神及“最美浙江人”品牌等，既是一面分析和理解浙商过去的透镜，也是一座照亮浙商未来的灯塔。
浙商研究院正着力推进的首要任务就是构建浙商的知识体系。浙商研究只有成功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形成自身独具的研究特色，真正做好浙商精神、浙商文化的研究和传播的文章。
为此，浙商研究院在浙商形成与发展历史、浙学传统与浙商发展、浙商企业家群体、浙商的产业与组织特征、浙商走向世界等方面持续开展研究。已经及在近期将发布的主要成果有:
第一，编纂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多卷本《浙商通志》。这也是浙江省重大文化研究工程项目。《浙商通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客观的浙商全记录书籍，试图通过浙商“大数据”呈现一个准确清晰的“天下浙商”整体形象。
第二，出版《深描浙商文库》系列丛书，持续开展浙商文化基础性研究，着重于史料收集与史实整理，从历史和全球视野深入挖掘，以口述、镜像、图文等多形式呈现，展示浙商的文化内涵和发展现实。
第三，发布政商关系“亲清指数”。本课题研究也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我们将在过去两年发布浙江省11地市政商关系“亲清指数”的基础上，持续分类发布更大范围包含服务力、支持力、企业活跃度、亲近感知度、政府廉洁度、政府透明度及廉洁感知度等多个方面的“亲清指数”。
第四，举办“中国商业伦理论坛”。凭籍浙江深厚的重商实践与商道传统，依托浙商鲜活的奋斗实践，联合国内外高层次研究机构与高端智库，以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等为主题，每年举办一次高层次论坛。
第五，出版《浙商镜像与史话》系列教材，通过数字化呈现与刻画，以新形态向大众普及、传播浙商文化与浙商精神，展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共同富裕先行省的浙商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