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隋唐大运河旧迹，最终还需要到洛阳去，因为这里不仅是隋唐时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原点，在隋唐古运河的地理走向上，也是一个原点。

　　要想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些曾经被历史尘埃厚厚蒙盖过的原点和轨迹，得去明确和了解两种历史因素：一是曾经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其王城和皇城遗迹的区位坐标分布位置以及人工水道的开通，往往与城市的建设密不可分；二是此间的河流关系出现过什么样的变化。因此，这一次游洛阳，我并没有去龙门石窟和白园，而是在洛阳的西工区、洛龙区和老城区里转悠、寻踪。

　　洛阳有四条重要的河流，除了洛河和伊水，还有涧河和瀍（音同“缠”）河。洛河的源头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伊水源头在今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陶湾镇，是从三门峡谷流入洛阳城的；瀍河则发源于洛阳西北的孟津县横水镇，流经邙山，在古代两岸遍植樱桃树，“瀍壑朱樱”曾是洛阳一景；涧河发源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流经崤山，因此在《水经注》里又被称为谷水。这四条河流与洛阳运河的形成密切相关。

　　从西北自东南流的涧河位于今洛阳西工区，该河水流丰沛或是古时周公旦选择营建洛阳成周城址的重要原因。后来周平王迁都洛阳，涧河更是起到了护卫王城的作用。因此，在涧河洛河之间进行比较直接的人工河道沟通，是不难想象的事情。

　　“阳渠”是洛阳首个有明确流向的早期运河。根据比较详实的历史文献记载，“阳渠”的开凿过程曲折：公元29年时由东汉河南尹王梁开始主持动工，但可能是因为水流没有越过水脊，渠成而水未流，第一次开凿也就失败了；公元48年改由大司空张纯主持勘察，再次穿渠为漕，终于获得成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这条“阳渠”的开凿归功于张纯并作出用于漕运的有关判断，也来自于此。

　　公元231年，东汉明帝为了保证洛阳都城的漕运和城市用水，再次令都水使者陈协在“阳渠”基础上修建了“千金渠”，水量大增，漕运更为畅通；公元496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再次重修了“阳渠”，并置一千人常年维护。综上可见，“阳渠”或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化、体系化运河。

　　隋朝时期，隋炀帝迁都洛阳，开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回洛仓，进一步强化了“阳渠”和洛河的漕运地位，而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淮”，是在东汉“阳渠”的启发下实现的。与此同时，隋炀帝下令，让主持运河河务的大臣宇文恺在洛阳修建了月陂，并在城里开挖了通津渠、漕渠、南运渠，修建了伊水和瀍河贯穿其间的“里坊门”，从而构建了东都洛阳比较完整的水上交通网。隋炀帝修建通济渠的巨大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开展的。值得一提的是，月陂至今尚有遗迹，在洛阳牡丹桥东河中，有三百多块石堤石遗存。

　　进入唐代，武则天时期，洛阳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政者不仅在至德坊南引漕渠，开辟了可以泊船的新潭，也令河南尹李适之整修了月陂，并重修了隋代修建的联结东市、西市、北市，横跨洛河南北的洛阳桥，即天津桥。此前，唐太宗在瀍河西北修建了替代回洛仓的含嘉仓，可以储粮500多万石，是彼时全国最大的粮仓，主要用来吸纳黄河之北的粮食，漕船可以从瀍河水道进入含嘉仓。从唐至北宋，含嘉仓沿用了五百多年。在那时，洛河俨然已经演化为设施齐全的“准运河”。事实上，考古人在洛河的河床里也发现过两道石砌河堤残存，堤高两三米，残长八百米，坐实了洛河古时的“准运河”地位。

　　洛阳运河和洛河作为隋唐运河的原点，在漕运路线选择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早在隋文帝时期，当政者就从关中的大兴城西北引渭水循汉代漕渠故道至潼关入黄河，此线路当时被称为广通渠，后改称永通渠，连接洛阳河道。但黄河水携带大量泥沙，时间一长，后来通济渠的一些段落很容易成为悬河。所以在宋神宗时期，从瓦子亭开辟了引洛水入汴运河的新渠道；但也有不同说法，认为那时是从河南巩义河洛镇的洛口“引洛济汴”的。不管是哪种说法，“引洛济汴”是黄河支流洛河的重大贡献。“引洛济汴”的运河全长34公里，替代了板渚引水（板渚为古津渡名，在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东北黄河侧）的扩容作用，渠水比较清冽，这段运河存在了很长时间，至民国初依然在运行。

　　那么，瓦子亭在哪里呢？我在荥阳探访板渚古渡时曾打听过，但似乎遍寻不见，只有一个洼子村离洛水最近，且在广武山虎牢关的南出口。瓦与洼一音之转，位置也相当，这里的旧河道，可以联结荥阳的索河、贾鲁河，因此这洼子村很有可能就是引洛水入通济渠的一个节点。这件事情是不可小看的，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专门写道：“到熙宁初,京城（宋开封）东水门,下至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因此有了引洛入汴之议。他虽然没有明指在哪个地方引水，但强调了这个工程的重要性。故而要说洛水是运河的一个原点，是隋唐通济渠后来的源头，是完全合适的。

　　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在山陕会馆旧址里。馆藏文物不多，但图文说明要言不烦，能够帮人理清洛阳运河的线索。山陕会馆坐落在洛河北岸，紧贴南关码头，是雍正年代的建筑，约略看过，之后便要到鼎鼎有名的洛阳天津桥遗址了。

　　天津桥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也是由隋炀帝诏令杨素和宇文恺营造的，最初为木桥，唐初改为石桥，废于元代，遗址在洛阳龙门大道与定鼎南路交汇的今洛阳桥附近的河中，遗留有4个桥墩，间距15米。天津桥的原名是洛阳桥，南北方向，因为上临河汉，下过洛水，正面对着神都苑，所以帝王名士、文人墨客及各色中外商人无不登临此桥。其北边是太微皇城和宫城，向东对着上阳宫，南面则是拥有北市、西市和东市的里坊区域——这座桥被呼为“天津”则是最高的夸赞。

　　我站在洛河北岸看天津桥遗址，遐想联翩。它的复原图像是一座三桥一体的超长拱桥，北为黄道桥，南为星津桥，中间才是天津桥；有四个角亭，桥南的董家酒楼就是当年李白与友喝酒的地方。白居易有诗赞曰：“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李白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吟道：“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唐代诗人李益则有“何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的诗句。

　　不仅登上天津桥可纵览美景，洛阳城各处的风光也吸引了当时全国各地的诗人骚客。尤其在武则天临朝之时，一场场“诗夺锦袍”的诗歌赛事，引得一些诗人竞折腰，而另一些相对随性自由的文人，则尽情地挥洒着美景情思带来的诗歌灵感。这些景致和感受，在杜甫的笔下，是“今日时清两京道，相逢苦觉人情好”；在孟浩然笔下，是“洛水春冰开，洛城春水绿。朝看大道上，落花乱马足”……

　　对洛阳，诗人们从来不吝赞美之词。早在南北朝，范云的《别诗》就写道：“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到了唐代，如花似雪的诗歌更是洋洋洒洒，漫天飞舞，连并不怎么写诗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写有“华林满芳景，洛京遍阳春”的诗句。

　　除了洛阳的风土人情和大好风光外，洛阳的牡丹花事也吸引了无数诗人争相观赏、称赞。以至于刘禹锡从边远之地回到洛阳，脱口便吟出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不朽名篇。白居易则有一首更为别致的惜花诗：“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哀而不伤，婉转凄美。

　　在隋唐时代，诗歌的溪流在洛阳纵横淌过，无论是流来的诗人，还是漂走的诗人，都要在这里打个漩涡，穿过伊水的“八节滩”，在东西龙门的山壁上发出诗歌的回响，在呼啸交响里汇入更大的诗的海洋。

　　但是，这一切又离不开运河这个大的流动舞台。洛阳之于隋唐大运河，如同音符之于乐谱，汇符成谱，相生而歌，余韵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