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度远比计划要慢。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赵文璐入职了一家商贸公司，不定时为外方代表做翻译是领导新给她加派的任务之一。赵文璐没做过翻译，有点儿慌，想把事情做好：“可能领导觉得我过了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水平还行，但我想尽快考个翻译证。”

　　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跟着天之聪网校的课程学口译，最先是“影子练习”，即边听音频边在滞后2个词的情况下跟读，结束后再复述原文内容。“影子练习”意在训练译员的记忆力和抗干扰能力，属于入门练习，却给赵文璐不小打击——她经常跟读不到2句话就被落下，更不清楚自己在念叨什么。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现场，外交部翻译张京的16分钟超长口译交传引发公众赞叹。“我边看边鼓掌。”赵文璐说。

　　经过反复考虑，她放弃了复习3个月参加6月份考试的计划。“我没把握，不想冒险。”她说。

　　不是会两种语言就能做翻译

　　2017年，阮余皎入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英汉口译硕士专业。上中学时，阮余皎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译员们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场景，心生向往。由于是跨专业备考，大四开始，阮余皎除了每天泡在学校图书馆，还报名参加了翻译备考培训班，以应对复试阶段高比例的淘汰率。

　　阮余皎告诉记者：“培训班先教笔记法，当你能用笔记符号把听到的内容完整地记下来了，就等于迈出了口译的第一步。”这期间，她陆续听闻了各种传说，比如“要实现量变到质变，口译笔记要记满100张A4纸”，或者“100个小时的口译录音是成功的基础”。

　　但阮余皎真正感受到压力还是来自同学。当时她是口译自习室的电教员，负责晚上锁门，但常常在22点后，看到同学还在自习室里练习。“如果一定要为进步做个量化，大概是每认真做完一场总理答记者问的交替传译材料吧。”阮余皎说。

　　新加坡石油工程师、兼职自由译者黄瀚磊（Clement Huang）曾经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张图，上面写着“如果会两种语言就能做翻译，那么只要有十根手指就能成为钢琴家”。在黄瀚磊看来，“会两种语言”只是成为翻译的最基础要求。

　　黄瀚磊以自己举例。他生长于新加坡华人家庭，在英语环境中接受教育，工作多年后参加了南洋理工大学口笔译硕士课程。“专业学习让我开始认识到在翻译之前要明确目的和受众，要让译出的内容符合语境。”他对记者说，“之前翻译只靠语感，现在回头看，确实很不专业。”

　　曾有文章记述1979年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首届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招生情景：报名者需要通过预试、初试、复试三轮选拔，最终536个报名者中只留下了25人。然而入学前已拥有极强中英双语功底的学员，入学后还要经过通识和术语课、语言课、翻译课的专业训练，单是双语的数字转换训练，就持续了整整一学期。

　　“所以要明确‘会’的含义和程度，好的翻译，除了掌握技巧，还要懂相关的背景知识。”北京语言大学笔译专业硕士、现在某国有建筑公司迪拜分公司做翻译和市场开发工作的孙瑞告诉记者，“一个有土建专业背景的人做翻译，效果往往强于语言水平更高但是不懂土建知识的人。”

　　黄瀚磊曾应新加坡政府的邀请，在南华中学分享翻译学习经验，谈到做翻译需要的特质，他认为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求知欲。“如果少了不断学习、刨根问底的精神，翻译出的东西很可能是错的，因为翻译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他说。

　　“查证”的背后，折射出专业素养

　　在高级翻译学院，阮余皎对每一次笔译作业的查证过程记忆犹新。

　　中译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北外高翻笔译课：英译汉》一书，完整还原了北外高翻笔译课程的训练方法——笔译课每次的练习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政治、法律、金融、信息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学生独立完成提交初稿，老师批改讲解后再修改提交二稿，提交的作业包括针对原文理解撰写的原文尾注、译文本身和针对译文表达撰写的译文尾注。

　　“初稿要在两周内提交，二稿是3天之内。”阮余皎介绍说，“听上去大半个月过去了，时间很长，但因为要对翻译原文和译文内容进行查证、润色，所以时间特别紧张。很多人为了一份作业熬夜查资料，原本只有几百字的原文，最后交上去的作业能有几十页。”

　　至于具体的查证过程，阮余皎举了个例子进行说明：“比如一篇和区块链技术相关的内容，需要从英文译为中文，我们会先追寻内容的来源，如果来自一本介绍区块链技术的书，就先去大致浏览书里的内容，确定译文的风格；再根据翻译内容的需要，查找学习区块链的基础知识，因为翻译的前提是理解。”

　　和阮余皎相似，如今，孙瑞回忆起自己在笔译专业的求学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一门叫作“计算机辅助翻译”的课程，课程教授学生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辅助提升翻译质量。研究生二年级时，孙瑞和其他几名同学一起参与了一个图书翻译项目，书里涉及大量人名和专有名词，大家便一起利用课上学过的方法查找文献确定译法。

　　《长井鞠子的口译人生》是一部孙瑞看过很多遍的纪录片。主人公长井鞠子是有着多年实战经验的日本资深会议口译员，每次会议之前仍然会认真准备资料。面对镜头，她说：“在我工作的这个领域，是不可能出现‘有这回事儿吗’这种话的。准备和努力，不会背叛你。”

　　闪光灯下的时刻，只是冰山一角

　　阮余皎觉得，人们会把“翻译”这个职业和“电视机”“闪光灯”联系在一起，或许源于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外交翻译更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翻译光是大类就分为口译和笔译，两种又都可以进一步细分政治、金融、医药、法律等专业领域，外交翻译只是行业露出水面的尖角。”阮余皎说，“露出水面也意味着更大的压力。”

　　据著名翻译家、上世纪80年代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的过家鼎介绍，每年进入外交部翻译室的新成员要先经过长时间的“魔鬼训练”，训练期间每天做大量的听力、口译和笔译练习，是真正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在阮余皎看来，张京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会上流畅完成的长达16分钟的口译输出，表面上是依托于现场笔记的临场发挥，实际上是基于她多年来大量积累和实践的稳定表现。目前，在事业单位从事翻译工作的阮余皎也时常接到会议口译任务。每次上会前，提前了解会议主题、与会人员和会议材料是她的必修功课。

　　除了会议相关的背景资料，孙瑞每次承担会议口译任务前，都会习惯性地拿出自己的单词本，学习积累建筑项目的专业词汇，本子记的多了不方便查找，她又开始在电脑上建立自己的中英对照专业术语库，以应对临时紧急的翻译任务。

　　对黄瀚磊来说，译前已经不需要“刻意”准备。在为公司做会议口译之前，他都会提前收到会议的PPT文件，并需要事先将其中的英文内容全部译为中文。最疯狂的一次，他收到了70多页的PPT，被要求3天之内返回译文。而每当做完这些，他已对会议内容了然于心。

　　“一些人在聚光灯下做翻译，也有一些人在小屋子里伴着台灯做翻译；一些人坐着翻译，也有一些人站着、走着翻译，但每一个认真工作的人都是专业的、可敬的。”黄瀚磊说。采访结束后，他给记者发来了一张自己穿着蓝色制服站在巨大油罐旁的照片。“不是每次都要穿西装。”他说，“在厂里翻译要穿制服，并且是防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