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冬将尽未尽时，往往最寒冷最漫长，1980年的冬天就是这样。

　　父亲在西安工作，写信说他想念我们娘儿俩，母亲便让我搭乘村里副业队的卡车去找父亲。那一年我10岁，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堂哥，他是副业队的泥瓦匠。到了西安，堂哥在工地放下铺盖卷儿，就牵着我的手直奔南大街。父亲的单位就在钟楼附近，所以很好找。猛然见到我，父亲非常高兴，中午就带我和堂哥去著名的五一饭店下馆子。

　　现在想来，父亲那天是“穷大方”。那年头，敢去五一饭店下馆子的人还不多。父亲的工资微薄，那顿饭可能花去了他半个月的伙食费。记得那天，我们吃的是虾仁小笼包，一屉六个。堂哥饭量大，一个人吃了三屉。父亲看着我们俩狼吞虎咽，自己却要了一碗白开水，边喝边在旁边望着。吃包子时，我发觉邻座还有一个陌生人，也望着我们吃。那人干部模样，穿一件蓝褂子，上衣口袋还插着支钢笔。和父亲慈爱的眼神不同，这位陌生人双眼透露出疲累，两眼死勾勾地盯着我们，使我心里有些发毛。日头偏移过饭店的橱窗，堂哥终于吃饱了，嘴巴上油噜噜的，逗得父亲哈哈大笑：“难怪人说，五一饭店是西安城油花花里的油花花！”最后一屉，还剩下两个包子，堂哥不舍，父亲却拽起我们就走。他对堂哥说：“留给那个望下巴的”。将要走出大门时，我回头望了望，看见那个“蓝褂子”一个箭步扑跌在堂哥的座位上，抓起包子就往嘴里塞。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他是一个“伪装者”。

　　堂哥依母亲的叮嘱，将我安全送到父亲身边，就去了工地干活。父亲办公的那座外贸大楼，当年是南大街的最高建筑，毗邻的钟楼饭店还正在建设中。大街上开挖的排水沟，一直通到光明电影院门口，西安古城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他下班后常带我去看电影，我记得看过《祥林嫂》《飞夺泸定桥》《十天》等影片。白天上班时，父亲就将我放在街对面降子巷的小人书摊上，押给摊主一毛钱，看一本一分钱。新年将至，父亲带我上了一回大雁塔，登高远眺，终南山亦能望见。而我一直误将南大街口的宝庆寺塔当成了大雁塔，父亲自然感到好笑，说：“瞧你个山棒些”。山棒是指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山里人，我的自尊心因此受到小小的打击，便闹着要回乡下去。父亲拗不过，只好说：“等你堂哥来接你一起回。”他大概为了安抚我，决定带我再去五一饭店下回馆子。

　　这回，除了虾仁包子，父亲还点了一道招牌菜锅烧酥鸡，要了一壶稠酒。父亲喝了酒，有些微醺，他右手擎杯，左手托起我的下巴，又哈哈大笑起来：“难怪人说，五一饭店是西安城油花花里的油花花！”一屉包子还剩下两个，我忽然想起了那个“蓝褂子”，就下意识朝四周看了看，猛然发现堂哥正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猜他一定是来接我的，却故意要给我个惊喜。我两手抓起包子，就往他的座位跑去。但堂哥迅速别过了脸，即便我到了跟前，他也不肯相认。我回头看父亲，只听“哗啦”一声，父亲的酒杯失手掉落，碎成了一地的玻璃渣。服务员赶忙过来收拾，父亲挡住了，请她把那盘锅烧酥鸡送到堂哥的座位上去。父亲俯下身，蹲在地上，默默地捡拾那些玻璃渣。他甚至将玻璃渣在手中揉搓，血顺着掌心流了出来都没有发觉。堂哥含泪吃完鸡，拉着我的小手跟父亲走出了五一饭店。一路上，父亲铁青着脸，没有说一句话。

　　原来工地的包工头瞎了良心，竟然卷着副业队的工钱跑了，堂哥一时没了着落。他饥饿难耐，又抹不下面子找人、求人，就来到五一饭店望下巴。望下巴是关中方言，意思是望人嘴巴吃饭。和农村不同，城里望下巴的，往往去大馆子守候。这些人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干净衣裳，或者象“蓝褂子”一样，伪装成有身份的人混在食客当中。他们一般闲坐在食客的邻桌，盯着别人翕动的嘴和下巴。那时候下馆子的人大多好面子，吃饱后不会打包没吃完的食物，剩下的包子馒头便成了望下巴之人的果腹美食。听完堂哥的诉说，父亲坚定地对他说：“你不要在城里望下巴，给咱村上丢脸。你回去望春分，自食其力。熬到春分，地里就有野菜了，今冬雪大，来年一定丰收。再往后，槐树就开花了，有槐花饭吃，你还怕个甚？！还怕等不到麦收么？”

　　古历法中，春分三候：一候玄鸟至，燕来还识旧巢泥；二候雷乃发生；三候始电，春雨打梧桐，梦里花落知多少。转眼春分将至，万物复苏、生机渐显，是以记一段旧梦，怀念过去岁月中的父兄，寄托新一年的希望。人常怀念过去，方深感今日幸福来之不易，唯有奋斗最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