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汾阳是哺育电影导演贾樟柯身体与精神生长的故乡。贾樟柯绝大多数的电影作品均以汾阳县城为艺术母城，把悲欢离合的故事搁置在这里，表现出一种朴实的深情。有一年春节，贾樟柯回汾阳，亲友们陪伴着他。在宴席上，贾樟柯的一位发小趁着酒劲对他说：“樟柯啊，赶快结婚生个娃吧！”这句话让贾樟柯甚觉暖心，在北京，他没有听到过这样絮叨却温馨的家常话。他说，在北京这个庞大的都市里，自己常有一种心慌憋闷的感受；只有回到了汾阳县城，在一个亲戚熟人交织起来的县城网络中，这种热烈的人间烟火生活，才能把人的一颗久久悬浮的心安顿下来。

　　贾樟柯对故乡县城的感受，让我很是感慨：人生在世，常过数城，而那个有着起点意义的县城，往往寄存着我们一尘未染的本心。

　　说起来，我对县城寄予的感情，也是从少年时代开始。

　　父亲当年在故乡县城机关工作，做领导的秘书。身着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这是父亲的标配打扮。父亲在老家乡里很受人尊重。有一年，我们村子里的一个人被评为县里劳动模范，到县里开表彰大会，那人看见我父亲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毕恭毕敬跟在领导后面，便兴奋地跟身边一同参加会议的人说：“李秘书是我们村子里的人！”身旁的人顿时对他另眼相看。后来那人上台领奖时，也如公鸡似的高昂着头。

　　少年时，假期跟随父亲去县城是我最神往的事。父亲带着我从清晨出发，徒步3个多小时后，乘船过江。在轮船“呜呜”的鸣笛声中，县城在蒙蒙雾中逐渐显现出身影，给我带来一种隐秘的喜悦。到达县城后，父亲带我到一家国营饭店吃油条、喝豆浆，县城的美好生活便这样闯入了少年的心扉。到了夜晚，我们在县城机关食堂吃过晚饭后，县城里的灯火次第亮起。父亲带我去逛马路，常遇见熟人，于是我看见父亲同那些人亲热地闲聊，有时也神秘地用手遮住嘴凑近对方耳畔嘀嘀咕咕。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同那些人聊的是国际国内的大事，主要是《参考消息》上的内容。有一次，父亲的一位朋友拉住我的手说：“娃娃，你好好读书啊，长大了来县城接你爸爸的班。”父亲答道：“不容易，这娃娃又不爱说话。”

　　到县城里端上铁饭碗，是那个年代乡村人最大的希求。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村里一个16岁的女生到乡里改大了年龄后，接了她那在县城当工人父亲的班。女生所在的单位是县城里的丝绸厂，她干的是缫丝工，一双手长期在水里泡着，后来都脱了皮。对此，我奶奶叹气说：“哎呀！就算手脱了皮，在县城当工人也比在乡里种地好！”那时，我跟奶奶的想法是一样的，我想到县城里去，因为那里有我想要过的生活。

　　我19岁那年走出村子到一个乡里工作，却依然对县城甚是迷恋。我试了很多办法想调到县城去工作，最终都成了泡影。在那期间我才发现，年轻的我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实在是太浅薄了。乡长知道我千方百计想调到县城后很是生气，拍响了办公室的桌子说：“我本来要重点培养你，但你整天不务正业瞎写啥诗，还做白日梦想调到县城里去。”从那以后，乡长外出应酬很少喊我一起去了，他已把我从他那个乡域圈子里划掉了。

　　而今，3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县城早已发展扩张，把我当年工作的乡变成了自身的一部分，长成了新城的模样。高楼把这座城市的天际线不断抬高，但在我的心里，它依旧是那个县城模样，埋藏着我对生活最朴素的追求。

　　在大都市里，有时我们请人吃个饭也甚是困难，遇上堵车，折腾一两个小时才见面是常有的事。这样的时间，坐飞机都几乎可以到达另一个城市了。在大都市里，人们常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精神恍惚的缝隙之中有落不了地的脆弱和孤独。但我们在县城内大都没有类似的烦恼，眺望夜里的灯火，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哪一盏灯下面是哪一条街、哪一条巷，有我的哪一家亲戚、哪一个朋友。

　　我有一位故交，他当年离开县城后，现已在北方的一座大城市生活了20多年。前几天，他在微信群里寻找着在县城的发小，想和他们重新建立联系，再续未了的缘分。在大都市里，“发小”这个词语已变得十分模糊，大都市发展迅速，哪一条街巷是故乡？而今，大都市里的一些孩子们往往在幼儿园阶段就进入美术、书法、音乐等各种早教班了，孩子们的父母提前规划着他们的未来，给他们划定了一条人工“起跑线”。孩子们的童真，或许因为这种过早的负重被淡化，这些孩子又哪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小呢？

　　生活在一座县城里，就好像徜徉在平淡但不失精彩的岁月河流里。在流水与落叶的更替中，我有时觉得县城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重得我无法全部扛起它。因为县城就是我心中最大的城，县城是承载着我深情厚谊、浓浓回忆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