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部纪录片的好坏？“记录”与“电影”这两个词很关键。记录属于纪实性范畴，是镜头对于现实如其所视地捕捉；电影则继续承担造梦的效用，是影像关于理念如其所是的呈现。所以纪录片，也就包含真实的残酷与理想的幻梦两个部分。

　　好的纪录片，不仅在影像中呈现这两种矛盾，而且还会把这组矛盾通过元电影（如“戏中戏”）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两点，电影《吉祥如意》显然是做到了。

　　导演大鹏作为一个以喜剧类型片见长的电影人，却用一部“拼”起来的纪录片刷新了观众的认知：《吉祥如意》虽说排片、票房不尽如人意，但却是大鹏至今最好的一部作品，豆瓣开分8.4。

　　除了主创的诚意、金马奖的加持，《吉祥如意》口碑飙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影片上映日期定在了这一特殊的牛年春节前夕。

　　团圆下的身份残缺

　　2021年的年味儿相较以往有所不同。由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区域性分散反弹，许多外地务工者没法回家与家人团聚。要团圆就要隔离，要工作就老实在当地呆着。

　　传统文化中的团圆年对应美好的期待，而疫情时代下的现实让这份团圆变成迟到的、远在天边的思念。大鹏这次并没有要拍一部合家欢的作品来安慰观众，而是用角色身份的缺场与影像之外的现实，展开互文。

　　电影《吉祥如意》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一部纪录短片《吉祥》（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奖获奖作品），讲的是在外打拼的王丽丽过年回到东北老家，看望患有痴呆症的父亲，结果奶奶突然辞世，家族矛盾一触即发；下半部分《如意》则镜头一转，对准拍摄现场的主创，形成一个关于讲“故事的人”的纪录片。

　　一开始，大鹏想拍一部名叫《姥姥》的片子，让女演员刘陆来扮演自己，与大鹏真实生活中的姥姥一起生活。没成想造化弄人，姥姥去世，只得临时改拍，去记录大鹏的三舅王吉祥。由于三舅的女儿丽丽常年在外，刘陆则扮演丽丽。巧的是，十年没有回过家的丽丽本人，此时竟然也回来了。

　　大鹏也说，没有这部电影，或许一大家子人也不会聚得这么齐。本以为家人团圆完满了过年的氛围，可人物的缺场又形成一种反讽。先是姥姥的离世，使得三舅由谁赡养的问题被摆上桌面，兄弟姐妹在年夜饭上剑拔弩张。其次是内容层面，角色身份的缺席，乃至错乱。女演员刘陆要在导演真实的家庭环境中，假定性地扮演大鹏的表姐丽丽，掩盖身份变成他人。此时真女儿丽丽突然回来，而她的身份已被别人占有……大鹏在外孙、导演两种身份中的切换，丽丽在女儿、看客两种心态间的辗转，女演员刘陆在大鹏、丽丽、演员三种情致间的冲撞，都使得影片《吉祥如意》更好地诠释了什么叫“缺席中的在场”以及“在场的缺席”。

　　这一感觉很符合一般意义上春节回家时的感受：一年不见的家人本该开开心心在一起，但总会因为一些小事，比如老人的赡养问题、大人的工作问题、孩子的学业问题，没法和和气气吃完一顿饭。而且2021年的特殊意义在于，一家人好好聚在一起过春节的场域被新冠肺炎疫情无情剥夺，“有家不能回，有情不能聚”的现实缺席与电影中角色身份的缺场相照应，体现出家庭年味仪式背后的危机感。

　　巧思后的残酷宿命

　　《吉祥如意》的结构乍一看很有创意，实验性较强，或许会让一些影迷联想到那部日本电影《摄影机不要停！》：前半部是一镜到底的“丧尸片”，后半部分是关于前半部分电影幕后创作过程的全记录。关于这一点无需过多讨论，只需记住一点：《摄影机不要停！》讲的是人定胜天的虚构，而《吉祥如意》反映的还是人命由天的真实。

　　前文中，笔者刻意回避了关于大鹏对本片决定性掌控的描述，是因为大鹏之于《吉祥如意》，更像是一个被天意操控的人，在老老实实地进行影像表述，而非片场内至高无上的掌权者肆意创作。

　　关于过年的电影，以往一般都会有一些阻碍的设置，最终在老人的呼唤下，子女们完成大团圆式的幻象建构。如《过年好》《决战食神》《一切都好》等影片结尾的大和解，不是众人站在镜头前拱手作揖大喊“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就是主创热热闹闹乱舞一通。但现实中此类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中，父母与女儿之间的鸿沟到了结尾只能说是加深了。而在李保田、赵丽蓉主演的《过年》里，一家子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妻管严大哥，不着调的姐夫，啃老的小儿子，最后在大年夜矛盾彻底激化，一盆满是钞票的火锅为这场闹剧勉强画上句号。

　　所以《吉祥如意》更趋向于一种“矛盾永远在那”的现实呈现。先是老太太的死让兄弟姐妹感到了悲苦，紧接着是树倒猢狲散，兄弟几个开始商量患痴呆症的王吉祥的归属问题。

　　老太太在的时候老三吉祥还有人照顾，可现在老太太走了，“谁养王吉祥”就成了问题。这明显不是兄弟几个第一次讨论此事，因而互相知道底牌，根本说不拢。二哥还承应了愿意再管两个月，其他几位没有任何实质性承诺。老三的女儿丽丽因为自己有孩子要养活，也无力赡养父亲。原本的年夜饭，成了亲戚竞相甩锅的“修罗场”。

　　过年就是过关，真实的年味不是广告上各种送礼放炮。当年老三条件好的时候帮助家里，大家都记得他的好，可真到了要出力的时候也都选了互相推卸。现实是集体遗忘，不是集体怀念，团圆不过是不在一起时才会有的骚动。这些细节《吉祥如意》呈现得都很丰满。

　　被现实驱逐出境的诗人们

　　《吉祥如意》中还有一个最为震撼的身份倒错，但笔者把它放在虚幻与真实这块来讨论。

　　面对亲戚们的争吵，演员刘陆下跪赔不是。电影工作者代替当事人去赔礼道歉，属于身份倒错的范畴。然而此处之所以让很多观众感到震撼，是因为理念中的演员与真实中的人物在解决问题时，在试图通过一系列手段化解现实矛盾的实践中，节节败退。刘陆试图假借丽丽的身份，在完成自己表演职责的同时，完成化解家庭矛盾的任务，结果再怎么磕头也没用。现实中的丽丽则在一旁“冷漠”地玩着手机，可实际上她也想改变这一切。

　　在采访中，大鹏对这一段的理解是，表姐丽丽当时有些应激无奈。电影成片后，丽丽也去看了这部片子，当放到一家子人为三舅的问题大吵大闹时，丽丽依旧刷手机。这在大鹏看来，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体现，她不知该如何处理。大鹏指派刘陆演戏前，刘陆一个劲说“我明白”；二嫂看不惯二哥的暴脾气，天天吵着要离婚。演员的理想世界难以构建，现实的家庭矛盾又不可调和。无论是理想状态，还是现实中的当事人，面对冲突都被吓得四处躲藏。

　　刘陆不理解丽丽为什么十年不回家。与此形成互文的是姥姥去世时，大鹏和丽丽站在门外不敢进屋。当局者迷，作为孙子、女儿的大鹏和丽丽在面对亲人的离别与争吵时，都下意识地以逃避来面对，这与刘陆磕头无果后的行为是一致的。或许那一刻，刘陆也明白了丽丽十年不回家的难言之隐。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吉祥如意》也宣告了试图通过影像来反观、干预现实的行为必将破产。《吉祥》的色调是关乎回忆的灰冷，这与《如意》的彩色现实形成强烈反差。假想的丽丽是悲痛的，与家庭的关系是苦大仇深的。开场镜头还不给刘陆正脸，刻意营造出一种女儿缺席的感觉，给观众以亲子间疏离隔阂的味道；可等到真丽丽回来时，丽丽跟父亲有说有笑，相互打趣。

　　有一个词，是三舅吉祥管丽丽叫“庆屁”。这个词在《吉祥》部分的时候，似乎是父女情感不和的佐证。但在《如意》中，丽丽出场时风风火火，与父亲的关系也没有那么不和，对这一词语也没有视作贬义，还直接带着父亲上街买衣服，一路上手拉着手，有说有笑。

　　《吉祥如意》的成功，是在《吉祥》败给《如意》的前提下完成的。创作者按照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拍出了《吉祥》，但更真实的是有喜有悲的《如意》。影片的成功更多在于一种对比，一种理想完败于现实后的狼狈，一种被现实生活流放出去的艺术想象。

　　影片结尾，大鹏开车离开，即艺术从业者，或者说电影记录者离开生活本身。他们被生活打败了，是从业者带着理想逃离现实。这就需要讨论一下电影媒介的特性：我们总爱把银幕比作是一面镜子，把影像比作是理想的投射。可是，镜子不是玻璃。“镜子只能看到此侧，而玻璃却能望向彼端。镜子可以划毁，玻璃却可以打碎，并跨入彼端。”不是大鹏拍了这部电影，就像他说的那样：“拍了一个天意。”可惜的是，《吉祥如意》仍旧是一面镜子，将现实与理想分隔开来。

　　最后，以戴锦华《返归未来》里的寓言为结束语：“在众多的镜子之间，真实或虚幻的影像寻找着，寻找着一块可以粉碎的玻璃。”大鹏未能做到，但电影从业者们依旧在找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