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原瑞伦时，瘦高的他正挤在北京西站周围的出行人流中，一身简单朴素的灰棉衣让他看上去也像个辗转的旅客。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但原瑞伦似乎感觉不出冷，他不时举起相机，抓拍有关车站、出行、返乡的世间百态。
虽然身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铁路摄影家协会主席，但原瑞伦始终低调自处，不喜欢太多人围着、跟着、捧着，或扎堆进行摄影。他认为，摄影师应该是“个体户”，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才会与众不同。
“摄影的技巧可以学，但摄影的艺术性则需要自己在生活中发掘和感悟，而不是跟谁去学。”原瑞伦时常跟朋友分享这句话，他认为，只有把身子俯下去、埋进去，才能真正打开心里的眼睛，拍摄到平常而不平凡的一瞬间。
子承父业走上摄影之路
原瑞伦家里最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架上的一本本摄影画册，墙壁上的一张张单色图片和柜子里的一台台胶片相机。用他的话来说，这些东西就是他几十年铁路工作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
“这些图片资料寄托着我对铁路的情怀，也饱含了我对父亲的思念。”他指着那些早已褪色的老照片，向记者一一介绍。
父亲是原瑞伦的引路人，原瑞伦在许多场合都主动谈起自己的父亲——一位把摄影当成终身事业的老先生。
原瑞伦的父亲原维新曾是内蒙古地区摄影界的一名“大腕”，尤其擅长人像摄影。在那个年代，人像摄影师非常受欢迎——许多人一辈子也许只拥有少数几张照片，照片不仅仅是当事人和子孙回忆过去时的美好纪念物，也是学者研究不同年代人们生活和习俗的最好参照物。
为了掌握人像摄影技术，解放前原维新就在包头“三三照相馆”当学徒，青年时又赴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学习摄影，并跟着北京“中国照相馆”人像摄影名家姚经才先生学习人像摄影。这些扎实、宝贵的学习心得和经验，原维新都完完整整地传授给了原瑞伦。
原瑞伦喜欢摆弄胶片机的习惯也是受父亲影响。据悉，50年代末，原维新就研制过一个“半自动冲卷机”。这种机型在当时非常少见，除了国外进口产品外，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厂商有过成品。
原瑞伦年少时经常在父亲的照相馆里玩耍，接触到影棚里的各种设备。“我痴迷于暗房里魔术般神秘影像的再现。”当原瑞伦看到父亲拍摄的一张张咖啡色胶片，被药水浸泡过后再慢慢显现出画面时，心中的惊喜难以言喻。
“光线、角度以及人物形象的瞬间神态，经过化学反应在一张小小的相纸上勾勒出来，这种神奇之感是数码相机无法给予的特殊快乐。”原瑞伦回忆，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看父亲洗出照片时的心情，这些感受对仅仅十来岁的原瑞伦影响非常深远，成为促使他走进摄影圈子的重要启蒙。
在那个年代，摄影分工还没有那么细，从拍摄照片、冲洗底片、洗印小样、放大照片，整个流程通常都是摄影师一人完成的。“我少年时期，父亲就手把手将整个摄影流程教给了我。”原瑞伦说，那时他白天学拍摄技艺，琢磨如何构图、找光、选角度，晚上便在家尝试自配D76、D72显影液及定影液，并通过自制印相盒、放大机来进行冲卷洗相，有时候一洗就是一通宵，从来不觉得累。“现在我觉得，这就是热爱的力量吧。”他说。
先思考再拍照
拍摄对象比镜头更重要
被父亲带入摄影的殿堂后，原瑞伦如同着魔一般，每天都摆弄着父亲的海鸥4B型120相机。但由于那时胶片太昂贵，他只能拿着相机在外模拟拍摄，虽然捕捉的那些画面没能通过相机表现出来，却深深印刻在了原瑞伦的脑子里。这种经历让他养成一种习惯——如今即使拿着数码相机，也要先在脑海里把画面构思清楚、明白才会按下快门。
原瑞伦坦言，除了自己的父亲，摄影大家王文澜“后发制人”的拍摄方法对他也很有启发。“这套方法的核心观点也是先思考后拍摄。”原瑞伦说，“现在摄影爱好者总纠结于选哪款镜头，其实更重要的，是镜头后的人。”
原瑞伦总结拍摄经验时称，就像作家写东西前一定会想好框架、列好提纲，才能做到下笔如有神。“摄影的道理也完全相同。”他说。
除了思考与练习，要想拍出好照片，多看别人的摄影作品、多吸收别人的摄影心得，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原瑞伦回忆时提到，上世纪70年代摄影刊物并不多，他能看到的只有《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杂志，以及小本的《摄影丛书》等。
“我从这些刊物中知道了石少华、吴印咸、徐肖冰、侯波、钱嗣杰、吕厚民、张雅心等摄影界权威人物。”原瑞伦说，“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我又接触了陈复礼的《博斗》、朱宪民的《黄河百姓》、王文澜的《自行车的日子》、解海龙的《希望工程》等专题作品，这些大家和佳作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由于从小养成了独立学习、思考和练习的习惯，原瑞伦进步飞速，很快就得到父亲的认可，父亲的一些重要拍摄工作也开始委托原瑞伦去完成。
1971年，原瑞伦15岁的那个春天，包头一位火车列车长联系上原瑞伦的父亲，希望他给列车员和京剧名家马长礼（《沙家浜》中饰刁德一）在八达岭长城上照相。
“我父亲考虑再三，居然把这活交给了我。当时我非常激动，去北京拍照，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呀！”年少的原瑞伦难以按捺心中的喜悦，他早早做好准备踏上行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火车去北京，也是我与铁路摄影结下不解之缘的开端。”原瑞伦说。
足迹踏遍全国
记录铁路发展
从包头到北京永定门车站有800多公里。虽然距离不算太长，但由于当时火车速度较慢，而且站站都停，整趟行程下来需要23个小时。
坐在座位上，原瑞伦不时透过车窗向外望去，沿途到处都洋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一路上都是明媚秀丽的景象。特别是当列车停靠在风景如画的青龙桥车站时，詹天佑的铜像让原瑞伦领略到了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的魅力。
虽然本是抱着拍摄名人合影目的去的，但在原瑞伦心中，最满意的还是他在火车上抢拍到的一张照片。记者看到，在这张照片上，一位列车售货员拎着一篮子商品正和车班人员阅读学习《红旗》杂志，大家的表情专注而认真，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有人正在拍摄。
北京之旅让原瑞伦思绪万千，八达岭长城和前门繁华的夜景，一直闪现在他的脑海中。那之后，原瑞伦萌发了去铁路工作的想法。毕业后，他就到原包头铁路分局人事部门毛遂自荐，表达了想到铁路工作的意愿。“由于当时的领导看中了我的摄影特长，就录用了我。”原瑞伦说。
如愿以偿的原瑞伦，从1976年进入铁路系统后，就开始把“铁路摄影”作为终身的事业和追求。
在工作中，原瑞伦时刻把相机挂在胸前，穿梭于祖国的大江南北，走遍各个角落。在他的作品里，既有滚滚浓烟的蒸汽机车，也有闪闪发光的铁道钢轨；既有川流不息的旅客人群，也有兢兢业业的铁路职工。
原瑞伦的作品中也不乏具有时代印记的知名作品。比如，2001年4月，青藏铁路开始勘察设计时，原瑞伦是第一个到现场拍摄工程技术人员勘察的摄影记者，他拍的《勘察青藏铁路》被国家邮政局设计成邮票（小型张）并获奖。
青藏铁路开通之际，原瑞伦到达拉萨。在车站，他看到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藏族阿妈扶摸着首趟列车，深感这就是藏族群众盼望铁路、梦想成真的典型情怀写照。他顿时产生了心灵的共鸣，不由自主地按动快门。这张名为《梦想成真》的作品不仅成为他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成为青藏铁路发展史上重要的时代见证。
“美好画面无处不在，我还要继续行走，继续细心观察，记录下时代最细腻动人的片段。”原瑞伦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