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舍俨然,树林疏朗。而在之前,这里还不是这样的。
记忆中儿时的盛夏时节,金黄的麦子临风翻涌,如浪似波,旋律悠扬。时机到了,农人为这丰收按下休止符,镰刀刷刷,饱食麦子,大地渐渐归于平静,为下一场播种腾出地方。麦子被打成捆,装上车,听着农人粗重的喘息声,披着夕阳做的金毯,随着老黄牛拉着的颠簸的车摆动饱满的穗头,一路抬头点头,告别身后的土地。
如果说土地是麦子的家,打谷场就是它们涅槃的地方——在这里分娩,在这里重生,通往温饱的路,就是从打谷场开始。
余生也晚,我对打谷场的记忆零星可数,却不乏印象深刻的桥段。四四方方的村子,打谷场就设在村周围的几块空地上,我家的在村子西南角上。这说大不大的一块地方,竟也承载着十几家的喜悦。起初,迎接麦子的,是早已平整过的一方场地,三滚六轧,无比坚实,麦子连秆带穗均匀平铺在上面,用一个不知名的工具来回碾压。我记得那工具是用石头做的,呈圆柱体,两端有凹槽,嵌入一个类似听诊器形状的大号钢筋做牵引中介,再由牲畜来提供动力,加上暴晒和人工翻滚,麦粒终于在痛苦中诞下。后来,有了一人多高、用电力操控的脱粒机,农人们方便了很多。麦子被填塞进脱粒机入口后,瞬间被吞进机肚,铁制的旋转刀具仿佛贪吃者的牙齿,粗暴地撕去麦子的外衣。流程结束后,脱粒机吐出麦粒,排出麦秸,在烈日下耀武扬威。
脱粒后的麦秆、麦秸被堆成垛,高达两米甚至三米,几个人合抱都包围不过来。我和小伙伴们跳上去,想征服这个庞然大物,要么大喊大叫,不惧迎面刮来的尘土重击脸颊;要么鼓足力气攀比谁跳得高,不管高温暴晒改变了肤色;要么身体一伸一缩滑下来,也不担心落地时是否安全。
那时候,我们总喜欢高处,可终归要来到地面。我和小伙伴们捉迷藏,下兽棋,玩玻璃球……大家凑到一起,你吃我的雪糕,我吃你的糖果,或者传阅《西游记》连环画,争抢迷你掌上游戏机,为此打架也在所不惜,于是免不了一阵哭闹声。爸妈的呼喊声则淹没在打谷场内错综交错的机器声、游戏声、劳作声中,给了我们逃避劳动的借口。
玩累了,风就会突然而至,送来丝丝凉爽。晚霞氤氲着层层光晕,深深浅浅,如一个不知愁的孩子,涂抹着天才的笔。
大人们沉默劳作,有时身子与地面保持充满敬意的弧度,检查脱粒是否彻底;有时挺直腰杆,逆着风舞动木掀,一次次望向天空;有时用脚做梳子,将没了尘土和碎石的麦堆分解成行,直到打谷场上拢出一条条小沟。收割、扬场、晒麦,体力的较量贯穿始终,每个环节追求体力最大化。尤其是收麦,大人们蹲下身,努把力,将麦子袋扶上肩,再缓缓起身,脸上非暴起青筋不可。把一袋麦子扛到肩头,力气大的人才办得到,这当然也是身体健康的象征。一袋麦子将近一百公斤重,当时我五十岁的大伯尚能扛起,令我十分钦佩,至今他仍保持围着村子晨跑几个大圈的习惯。力量的美感,塑造了人们原初、真切的审美眼光,也许就源自这打谷场。这里的每滴汗水,都映着一份收获。
半载寒冬,一朝收场。麦子来到打谷场,送别日也即新生日。人们把饱满沉实的麦粒单独放置,留作麦种,仿佛能看到它们以另一种生命形态,挺立在下一个春夏,更化入肠胃,温柔拥抱人间。有人的陪伴,其实它们并不寂寞。麦子入袋,晚上拉不回家就要来这里看场院,人们三五成群,寻来光源,聚在一起谈天,听取各种虫鸣蛙叫。蚊虫相扰,也不会被判骚扰的罪名,人们已经默许了它们的存在。
现在,联合收割机一到,麦粒收割一步入仓,麦秸秆粉碎入土,农人只需用拖拉机把麦粒拉回家。自家另寻一块空地做了打谷场,我的快乐和记忆也留在了童年。
那一片打谷场,就成了文章开头所见的场景,被盖上了新房子、种成了小树林。每每走过,我都一阵惋惜。偶尔看到一些新闻:农人把小麦晒到马路上,车辆驶过圆滑的小麦做成的“跑道”,不由得飘忽起来,车上的人甚至因此挂了彩。于是争执在所难免,只是该怪谁呢?我忽然又困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