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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大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蝴蝶效应”。
疫情不仅让城市陷入困境，也带来了重新认知城市的契机。透过疫情之镜，人们不禁深思，城市的发展和治理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不足该如何堵漏补短？
城市“免疫系统”受重创
时光倒回2019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武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曹裕江代表与会的唯一一个省会城市武汉，以“红色引领 联动融合 着力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题作了发言交流。
曹裕江介绍称，武汉从市域社会治理“怎么治、治什么、靠什么”三个方面开展系统攻坚。在“怎么治”方面，在全域推进红色引擎、民呼我应、绩效评估三大工程；在“治什么”方面，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域重大风险和居民最急最盼最怨问题；在“靠什么”方面，依托现代科技手段搭建信息互联、数据共享、高效运转的治理平台。
然而不到一个月，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席卷而来，静流涌成巨浪。就武汉自身而言，过往的治理措施和经验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不堪一击。一时间，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物资被一抢而空；即使拥有全国排名前列的医疗资源，但面临迅速飙升的病患数也难免“余额不足”……
紧接着，“火线驰援”武汉的故事轮番上演，来自各地、各企业及个人捐助的善款、物资以及人力资源纷纷涌向武汉。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前题是安全与健康，是公共卫生。安全与健康是城市产生发展的初心与使命。”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李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武汉在这次疫情面前如此脆弱，暴露出了城市应对重大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
李迅认为，人类能否控制甚至战胜天灾人祸，绝不仅仅与掌握的科学技术相关，而是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关联，更与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息息相关。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的自身行为。” 李迅说。
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管理系主任王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要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分别来看待此次暴露出的问题。
“从客观角度来看，在城镇化上半场，推动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是工业化。在此背景下，城市发展速度很快，速度一快容易忽略细节，但到了一定阶段，又往往是细节决定成败。”在王伟看来，过去城市发展的价值观是将城市视为创造财富的地方，宜居、宜业等侧重内涵式发展的部分被弱化了。
王伟表示：“从主观来看，很多跟城市有关的标准体系都是在以建设为理念的条件下设定的，而非运营和治理主导。重建设、轻运营，重硬件、轻软件的思路需要扭转。”
补齐大城市发展短板
1月26日晚，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先旺公开表示，武汉市有1100多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990多万，流动人口将近500万。因为春节因素和疫情因素，约有500多万人离开这座城市。
根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新标准按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500万至1000万的城市定义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定义为超大城市。
据此，武汉符合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的规模标准。更值得注意的是，武汉还曾提出推动城市人口从1000万向2000万跨越的大胆构想。
对人口规划“野心勃勃”的不止武汉。四川省成都市提出，到2035年，市域常住人口达到2300万人；江苏省南京市的志向是到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300万人以内，而2018年南京市常住人口只有840余万人，要达到目标，人口增幅需超过50%；山东省济南市的“小目标”则是，到2025年全市常住人口达到1200万人……
作为一个高速崛起的大国，我国很多城市在很短时间内跨越了百万级人口的门槛，跃入千万级成为超大城市。
然而，此次疫情印证出，一旦疫情暴发于人口规模大、密度高、流动性高的大城市，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其蔓延的势头，尤其是在春节人口大迁移的背景下，防控形势就更加严峻。
如果这次的疫情始发于中小城市，对其的管控会比大城市容易吗？现有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适合发展大城市吗？疫情会不会改变城市发展的路径？疫情引发出的这些思考深刻且有必要。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认为，疫情属于短期冲击，不会改变中国城市空间演变的基本方向。
在王伟看来，不同的城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发展趋势来看，大城市具有集聚经济效应，我们要做的不是限制它的发展，而是要为它编织起更加有韧性的保护网。
李迅则提出，大、中、小城市各有长处，也各有短板，要联动发展、均衡发展。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也认为，未来中心城市仍然会得到较大发展。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不会改变。
“如果大城市存在短板，然后我们去补它，是否会使得城市治理得到改善？如果城市治理得到改善，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弱化大城市的优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的观点是，这次疫情会改善城市治理，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接下来甚至会强化大城市发展的优势。
虽然受访专家都肯定了大城市的作用和地位，但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仍不能忽视。
“大城市治理接下来应该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着重培养一批高质量、专业化的城市顶层领导者；另一方面，城镇化下半场将是社区真正登场的时候，社区治理要成为重头戏。”王伟分析道。
建韧性城市
是发展的必然要求
《吴越春秋》载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城市本应安全，但风险似乎无处不在。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城市灾害防治任务越艰巨。
疫情发生后，有两个词频频出现：“黑天鹅”和“灰犀牛”。这两个词分别被用来比喻突然发生的不测事件和已有苗头甚至显而易见却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风险。
如何让“黑天鹅”飞不起，让“灰犀牛”冲不动？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示，建设韧性城市是发展的必然要求。
“韧性”这一概念，常出现在国际社会防灾减灾领域。而韧性城市之“韧”，体现的是城市能够化解和抵御外界的冲击，保持其主要特征和功能不受明显影响的能力。
城市如何才能更有韧性？李迅认为，韧性城市建设迫切需要完善城市风险管理机制。需要建立完善基于风险管理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包括预警系统、预防系统、应急反应体系、恢复重建体系。
王伟建议，首先，应该加大对危机应对的理论、模式和政策的研究；其次，应该借鉴、总结经历过重大危机的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最后，要结合国内近几年发生的危机事件，把它们转换成一套标准和尺子，来对城市开展系统的“体检”。
此外，王伟还提到了人的应急能力。他认为，应急能力不应只是领导者具备的能力，而是每个人都应拥有的能力。要从小培养人的风险防控和应对能力。
“城市中的应急场所在哪里？又该如何到达？市民是否知道城市的应急性规划和预案？”王伟提醒称，一方面，居民要留心城市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城市要做好相关信息的公开工作。
专家：城市规划应留白
17年前，快速建立小汤山医院是北京抗击非典的一个成功做法。17年后，基于小汤山医院的规划图纸，拔地而起的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硬件配置较之前也更加完善和智能。
鉴于此，李迅认为，城市发展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要有提前准备。因此在规划时一定要留白，要让城市留有余地，具有弹性。
“疫情让规划界意识到，城市功能空间的转换尤为重要。此外，公共空间和开放空间可以为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提供坚实的保障，疫情应该让我们规划师再次重视空间的‘健康性’。”李迅说。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燕青建议，要将新出现的物流组织纳入超大城市防灾规划。不仅物流基础设施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虚拟空间规划也应纳入国土空间应急规划。
赵燕青提出，规划应在平时就要求核心医院周边的酒店、学校、政府机关等设施，在设计时就具有在第一时间改装并征用为传染病隔离病房的能力。通过短时间内“向前”和“向后”加大防御纵深，可以确保瞬时暴增的需求下，防疫大堤不会溃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