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热议

　　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必须补上的短板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和要求。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与建设，城市的数量已经由1949年的132个，发展到2018年的672个。城市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制造业的大发展，也大大促进了科技教育事业的飞速前进，并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的城市化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的分割及二元经济的影响，造成了广大农民对城市门槛过高的不适应，大大延迟和抑制了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在世界上，凡工业化了的国家，城市化率都达到80%以上，而且农民所占人口比例都降到5%以下。这不仅全面提升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极大缩小了城乡差距。而我国虽然农业占GDP比重早已降到10%以下，在工业化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59%，而实际的城市人口仅为45%左右，我们的城市化率同现代化国家相比低出20%—30%。

　　在城市化问题上，我们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农村户籍人口过多，确实影响了更多人口的致富，现在虽然统一了城乡户籍，但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居民的鸿沟和二元经济的阴影仍然制约着农民的市民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

　　至今，我国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仍排世界60位之后，内需促而不强，中等收入者比重过小，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的城市化滞后和城市化率偏低直接相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民人均耕地过少，再加上农业投入欠缺和技术与管理落后、农民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农民收入必然较低。

　　中国农民户均耕地较少，不要说同美、欧、澳相比了，就是同土地最紧缺的日韩相比，我国农民户均土地还不到日本的1/3、韩国的1/4。因为地少人多，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高。

　　因此，要改变中国农民劳动生产率过低的状况，就必须提高农民土地的占有率，就要分流农民、减少农民，使土地经营权向少数人手里流转和集中。

　　为此，我们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推进农民变市民。只有补上城市化的短板，才能使更多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才能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排位向前推进。

　　原国家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 杨朝飞

　　加强机制建设 从源头治理固体废弃物

　　近年来，我国城市固废治理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目前，我国固体废物产生量大、成分复杂、污染严重，治理难度很大，处理处置的成本也很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垃圾产生量日益增多，单纯的末端治理将让城市政府承担越来越高额的垃圾处理费用。

　　国际社会都很注重垃圾废物的源头消减，如美国有80%、日本和北欧国家有99%的生活垃圾是依靠源头消减的，而且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为此，建议各地城市政府应重视机制建设，重视从源头消减固体废弃物。

　　建立押金机制，促进塑料瓶、农药瓶的源头消减。我国废塑料瓶治理的特点是高回收率、高利用率，同时还存在着低安全利用率，为加工废旧塑料的“散乱污企业”提供了生产原料。实施押金制，可以从回收、加工、销售实现全封闭运营，在继续保持高回收率的基础上，一是提升安全利用率；二是切断废旧塑料的“散乱污企业”的生产原料来源；三是提高废旧资源加工的附加值。

　　建立社会参与机制，推动餐厨垃圾的源头消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强调，健全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群众的工会工作体系。

　　建立废旧汽车和电子电器废弃物的专项基金，加强废旧汽车和电子电器废弃物的源头消减。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发布废旧汽车和电子电器产品的强制回收目录，建立废旧汽车和电子电器废弃物的专项基金，向相关生产企业征收污染治理的押金，按照生产企业的实际治理效果如数退回押金或委托第三方治理。这个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推动生产企业的产品生态设计，将产品废弃之后的拆解也考虑到设计中去，使拆解简便易行，降低处理成本，从而推动废旧汽车和电子电器废弃物的源头消减。

　　建立矿山固废必须回填地下采空区的制度，大幅度减少地面废矿渣，减轻矿业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矿业固废回填地下采空区可以大大减少矿业固废的排放量，减少地表废石山、矸石山和尾矿库的数量，提高矿业安全生产水平，减轻甚至避免采空区塌陷，降低了矿业固废处置成本，提高矿产的回收率。

　　综上所述，治理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一定要从源头治理，争取工业废物与生活垃圾的最大减量化。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在前期得到了大幅度减量之后，后期的废物垃圾末端治理压力就大为减轻。在强调废物垃圾的源头治理的同时，还要突出机制建设，因为机制建设可以为防治固废垃圾污染提供长久治本的解决方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改委区域开放司原司长 赵艾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城市治理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不少城市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困难、资源紧张等城市病，阻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造成资源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几乎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遇到城市病，或者正在面临。因此，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城市病问题。

　　如何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解决城市病问题，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城市治理发生化学反应。抓住守正和革新这两个“牛鼻子”，深入推动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的全流程治理。所谓化学反应就是系统集成，守正就是坚持和巩固，革新就是完善和发展，在不破坏、不影响主体结构承重墙的情况下割旧秉新，继续深化改革。通过化学反应打造效率城市、协调城市、有序城市和集约城市。

　　二是全面扩大开放产生联动效应。城市的全面开放是内外结合的全方位开放，是各项开放举措产生联动效应的更大规模、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开放。外来人口在城市不仅可以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城市当地的文化、融入当地的生活圈子安居乐业，获得深层次的满足感，最终形成包容、国际、人文、畅通的城市。

　　三是全面加强创新，激发传导呼应。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方位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导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加科技含量，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城市发展为信息城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和低碳城市。

　　四是全面推进共享，形成城市治理的连锁感应。所谓连锁感应就是综合的整体相互之间有感应的有机共享，通过三防系统（技防、物防、人防系统）的建设，保障城市居民的综合安全；优化资源配置，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构建人和自然协调、资源利用和更新协调的体系；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的卫生需求，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最终形成平安城市、生态城市、健康城市与和谐城市。

　　中国建设监理协会会长、住建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原局长 王早生

　　以“绣花”精神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12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城市管理和服务状况是重要评判标准。抓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优化社会治理，让社会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诉求。

　　社会治理要有“绣花精神”，城市管理也要像“绣花”一样精细，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要强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要加快补好短板，聚焦影响城市安全、制约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综合整治，形成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努力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城市管理搞得好，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深入贯彻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理念，不断提高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水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路子。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 程世东

　　综合施策突出重点 让城市出行更美好

　　衣食住行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良好的衣食住行条件能够让百姓体验到获得感和幸福感。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交通问题日益凸显，很多城市都在下大力气治理城市交通，其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治堵、缓堵。从城市交通发展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这种提法不是特别恰当，因为我们谈到的堵，多是指小汽车带来的拥堵，这是“以车为本”的典型体现。那我们能不能让公众都开着小汽车，比较顺畅地出行呢？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讲，基本上不太可能。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花了很大力气让小汽车跑得更快、更通畅，那一定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开车出行。

　　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体公众的出行更美好，让所有老百姓总的出行效率最高。所以，从改善公众出行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应更加重视公交和非机动化出行，因为采用这种方式出行的人比选择小汽车出行的人更多。我们要在道路资源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障百姓能够骑快车。要控制停车位数量、提高执法力度、采用经济手段等途径来限制和引导小汽车的出行。要将停车作为需求管理的主要手段，针对乱停车这一现象，执法要有策略、循序渐近，从白天办公商务区开始逐步向居住区晚间推进。

　　需要注意的是，面对各城市交通治理的不同需求，很难用一个方案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综合施策，更要突出重点，优化调整城市空间功能，更好地实现职住平衡。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智能交通这一概念被提出，但现阶段对于城市交通治理来说，首先需要改变的是老百姓的出行方式和出行结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第一要大力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第二要切实改善非机动车出行环境。其中，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是政府治理城市交通问题的核心。

　　就轨道交通建设来说，不同城市从需求的角度要尽力而为，从财力的角度要量力而行。目前，我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都尚未能完全满足老百姓的出行需求：北京、上海每天早上有1/3的地铁站还在限流，这类城市轨道交通还需要继续扩大规模；省会城市的轨道还没有成网。

　　在这种情况下，地面公交需要承担起公共交通的骨干作用。很多老百姓不愿乘坐公交，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公交车速度慢，另一方面是由于公交车准时性低。这就需要提高公交车的运行速度，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铺设公交专用道。这样一来，既可以提高公交车的准时性，又可以提高公交车的运行效率。在此基础上，公交专用道一定要连续、成网。

　　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国家文旅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丁方

　　教产学研一体化助推产教融合城市落地

　　近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发布了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实施标准化战略，完善文化技术标准化体系，强化标准研制与推广，推进技术专利化、产业标准化，完善产业评估体系建设，以标准助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鼓励我国企业和社团参与国际标准研制，推动我国优势技术与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推动以标准为基础的文化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去”，加快文化技术标准推广。

　　建设产教融合城市，要以新发展理念规划建设产教融合园区，健全以企业为重要主导、高校为重要支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高等教育产教融合创新机制。强化产业和教育政策牵引，允许符合条件的试点企业、在岗职工以工学交替等方式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校企共招，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探索建立体现产教融合发展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支持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等各类院校积极服务、深度融入区域和产业发展，推进产教融合创新。

　　任何创新之路都是从实验开始，国家重点实验室可以从评测技术角度，提供产教融合模型和教产学研用课程样板，将创新的目标从实验横移到学校中，用教产学研一体化助推产教融合城市落地。产教融合模型包括电脑模型、建筑模型和内容模型，把可交叉内容放在模型中计算，以实验室的方式进行演练，将演练成果进行跨界融合后，由专家进行多轮论证，逐步构成产教融合城市的模型搭建工程。模型搭建后可以通过社区、街区的营造，慢慢扩招，慢慢建设，在同一区域同一时间发生，互相纠错，共同提高效率。

　　因此，我们推出了重点实验室的标志性工程，例如国宝抢救回家工程，该工程内容和多项国家部委文件的诉求高度吻合，既是教学科研内容又是项目产出成果。一是情景体验非遗教室，目的是为美术教育和社会美育提升装备系统，用先进技术将非遗可视化、情景化。二是情景体验智慧博物馆，运用全息影像技术，对失落的文化遗产进行图像复原，让失落的文化遗产重现，为文旅研习产业提供内容。

　　（本版内容由中国城市报记者郑新钰、刘唤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