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中国相伴的50年

　　有位作家写了一篇文章，说他想要一匹马。他想骑马走遍我们国家的大地山川，涉过绿洲与荒漠，穿过风雪与流水，在马背上放声高歌，让祖国的壮美山河都深深印刻在他的心中。

　　夜晚，我读完这篇文章后忽然站起，盯着墙上的中国地图呆呆出神。夜风穿窗而来，掀动墙上的地图。霎时，我感觉地图上的曲线，宛如血管一样奔突喷张。

　　我抑制不住逐渐澎湃起来的心潮，开始一寸寸地抚摩着地图。那上面是祖国的河流山川、铁路公路、高原丘陵……它们勾勒出祖国的全貌，同时也承载着我这个普通人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

　　我和我的新中国，已经相伴了50年，我始终像一个孩子，依偎在她的怀中。

　　1969年立秋后的一个黄昏，夕阳如血。我23岁的、怀有身孕的母亲，正在秋收后的稻田里码着草垛。突然，她感到胎动强烈，忍着痛蹒跚着一步一步走到家。那天晚上9点多，我降生在土墙边铺满稻草的床上，从此便在一座叫做马耳坡的山丘上扎下了生命的根须。那片山丘出产红薯、土豆、玉米，到了秋天，也有红彤彤的高粱在风中如浪起伏……这些土里长出的食物，养育了我的祖祖辈辈。马耳坡太渺小了，在中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名字。但我知道，这片哺育了我们的土地，也是这个国家身体里一个活跃的细胞。

　　1977年9月，我在山梁下的乡间小学上语文课，跟着老师认真念道：“我爱北京天安门！”身着蓝色咔叽布中山装的老师，把拳头放到了胸口上：“天安门，是我们祖国的心脏！”我也学着老师的模样，把小手贴在了胸口上。那一年国庆节，乡间小学的皮校长，在喇叭播放的国歌声中，升起了国旗。红旗在风中漫卷，也激荡着我这个懵懂孩子的心。

　　1979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她的30岁生日节庆，我跟着在县城工作的父亲，走了20多公里旱路，坐进了大河上的渡船，第一次来到了县城。当我看到满大街张贴的红色标语、风中飘动的彩旗时，心情顿时激动无比，忍不住振臂高呼。

　　还记得那次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一张贴在墙上的中国地图。父亲指着地图告诉我，我们国家的版图就像一只雄鸡。十二生肖中，我属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和我的祖国，贴得是那么近、那么亲。我凝望着墙上的地图，用手指触到了长江边的家乡。长江，一条蜿蜒的蓝色曲线在地图上逶迤奔腾，它是祖国的一条粗大动脉，在语文课本里，它和黄河一起，被形容为祖国母亲的乳汁。这么说，我这个生长在长江边的人，与母亲相距得实在太近太近。

　　1984年夏天，我从县城表姨家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了一个叫许海峰的射击运动员在嘹亮国歌声中，面对五星红旗淌下了热泪。那年，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15岁的我，独自走向大街，面对人群，悄然流下了泪水。我感到，我和我的祖国，血脉相通。那一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上步伐铿锵的阅兵队伍，再次踏入了我的梦境。

　　1994年10月，新中国迎来了45岁生日。那一年，我眼里有火星闪烁。我是一个终日写诗的人，常常感觉天边云层里雷声隐隐，仿佛邮局打邮戳的声音。北京有一家叫做《诗刊》的刊物，县城里的老柏已经在上面发表了很多诗歌。他是县城里文艺青年的偶像。我记得那年国庆节的晚上，县城广场上放起了礼花，我对写诗的文友何小四说：“小四啊，明年国庆节，我要在北京的刊物上发表诗歌，我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诗人！”

　　1995年国庆节，我的诗歌没在北京的刊物发表，却登上了省城里的一份杂志。我拿着刊有我诗歌的杂志，走向了女友的家。这个长着一颗小虎牙的女子，在深夜里、在县城广场的花园边，一遍一遍朗诵过我的诗歌。一直对我在小镇工作不太满意的女友母亲，在看了我发表的诗歌后，大声喊她的女儿：“杀鸡，杀鸡！”国庆节那天中午，我在县城喝上了香浓的鸡汤，女友的母亲也把自己的女儿放心地交给了我。新中国的生日，也成为了我命里的吉日。

　　1999年国庆，我和我那长着小虎牙的妻子，来到了北京，一起去到天安门广场。在广袤的蓝天下，我手贴胸口，感到自己的心跳与祖国的心跳，终于零距离地融合在一起了。

　　还是1999年，那一年12月，53岁的母亲听着电视机里播放的《七子之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当一个小女孩在舞台上稚声稚气地演唱时，澳门，这个流浪在外的百年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我读懂了母亲盼望游子归来的心情。原来，我和我的祖国，就像普通家庭里孩子与母亲之间一样，深情凝望、揪心牵挂。

　　2003年10月，一位叫杨利伟的航天员，坐在神舟五号飞船里，奔向了太空。电视直播画面传来，飞船上的五星红旗，在蓝色太空里鲜艳灼灼，如开在太空里的一朵炫目红花。那一刻，我看到强盛的祖国，正如鲲鹏一样翱翔九霄。原来，我和我的祖国，命运与共，荣耀共享。

　　2019年10月，新中国将迎来她的70岁生日。我亲爱的祖国，正带着14亿人的伟大中国梦，阔步前行。大家伸起手向美好的未来打招呼，而我的手，也在欢欣地向前挥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