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新集镇。1982年,村里的土地被分到了各家各户,大家因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鼓足了干劲。这本来应该是件高兴事,但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却蹲在土墙角下,皱着眉头,不停地抽着旱烟。烟窝里忽明忽暗的烟丝,像极了父亲那颗煎熬着的、苦闷的心。“虽然有了土地、牲口和犁耙,但还差一辆拉粮食和肥料的平板车,这咋办啊!”父亲喃喃念叨着。
于是,父亲决定把原计划带到县里集市上去卖的四蛇皮口袋花生剥壳留仁,准备去大都市上海卖花生仁,然后用赚到的钱买平板车。父亲这么做,一是因为上海有他的近房四叔,到那里有落脚的地方;二是他觉得,到“大上海”去卖花生仁,肯定要比在家乡卖挣钱。计划确定后,我们全家人开始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噼里啪啦”地熬夜剥花生。那时我年岁尚小、手皮嫩,剥了没多久手指头就起了水泡,十分疼痛,但我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两个夜晚,帮着父母将所有的花生剥完。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父亲出发去上海。那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将烙好的几块葱油饼塞进父亲怀里,一再叮嘱他:“你从没出过远门,路上要当心,累了就停下歇歇脚,饿了就吃块饼……”母亲的话语声越来越小,待父亲走远,她就转身回屋扑到床上啜泣起来。
从我们新集镇到凤阳县的临淮关镇至少有四五十里的路程,父亲需要先到达那里,然后再乘渡船过淮河,最后才到临淮关火车站坐火车去上海。我不敢想象为了买一辆平板车,父亲这一路负重前行是何等辛苦,虽时值冬天,但背着两大袋花生仁的他一定会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一个男人的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肯定会星夜赶路,轻易不敢停住脚步;他肯定会算计着包袱里的几块饼啥时候该吃,啥时候不该吃。但无论再辛苦,他也肯定会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在路途顺畅的时候,哼唱着家乡小调《摘石榴》《打菜苔》《大米好吃稻难栽》……
父亲离家后,每过去一天母亲就在家里堂上放一粒麦粒,记住父亲去上海的天数。父亲回来的时候,麦粒已经积攒了八粒,他在外整整漂泊了八天。
父亲虽然黑了瘦了,但他很开心。他把花生仁全卖光了,并从上海闵行区买回了平板车的轮子,回来后只需找木匠制作一个车架就行了。有了平板车,我们家的劳动节奏平稳提速,日子也逐渐有了起色。直到1989年,我们家用积攒的钱买了一部常州产的手扶拖拉机,平板车这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1992年,我和妻子订婚,需要给对方买衣服和自行车。但我手里没钱,只好去找当时在镇里上班的哥哥借。我攥着钱从五河县城订完婚衣,还和当时的未婚妻购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骑着自行车载着她,沿着五蚌路开心地笑着,她紧搂我的腰,一路高歌。那画面很有路遥著作《人生》里高加林骑车带刘巧珍的意思,幸福满满。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们兄妹五人相继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一年一个大变化。我于1994年买了一部建设牌摩托车,再后来,妻子为了上班方便,又买了辆两轮电动车。
2003年,我手里攒够了钱,便在县城买了房子,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
2015年8月,我家又买了汽车。当我开着车子回到故乡时,90岁的老母亲乐得合不拢嘴,连声说道:“小鬼孩子,一会买这个车,一会买那个车,要不是赶上好时代了,你凭什么买汽车呐?过去只有干部才能坐汽车呢!”母亲虽然老了,但她的话没错。
岁月不断变迁,我们家的运输工具、交通工具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这个小家庭每一次车子种类的变化,都回响着祖国这个大家庭发展前进的脚步声。从买平板车、手扶拖拉机、自行车、摩托车、电瓶车,到现在买汽车,正如母亲所说,要不是赶上好时代了,我们凭啥买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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