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地，新阜平

　　1994年，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听语文老师讲孙犁的短篇小说《山地回忆》，看到故乡“阜平”二字赫然印在课本上，甚是激动。正是因为那篇文章，以后一旦有人提到“山地”，我就会想到家乡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

　　我在孙犁的笔端找寻并摹画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阜平山地的模样和阜平人民的生活状态。孙犁笔下的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阜平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炕台”“锅台”，孙犁先生比喻得真是形象。事实也确是如此，不止是当年，后续的几十年都是如此。

　　山地，山地，多有山，少有地。1978年出生的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曾跟随父母在山脚、山腰、山顶的那些用石块垒起的埝阶地里，收小麦、玉米，刨土豆、红薯，割谷子、黍子，拔花生、芝麻。全家从年初忙到年尾，却依然只能在温饱线左右徘徊。

　　近年来，“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阜平，开始利用占补平衡的土地政策，将坡度在二十五度以下的荒山流转出来，进行综合整治，发展高效农业，向荒山要效益，向山地要良田。如今，守着荒山穷了数辈的农民，通过高效林果种植、产业入股分红、农场打工等方式实现了增收，许多外出打工的乡亲也开始返乡搞产业了。

　　当年，孙犁调到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于是便有了1941年冬，《山地回忆》中的主人公“我”打游击打到了阜平的一个小村庄，不打不相识地遇到了伶牙俐齿、内心火热、纯真鲜亮的妞儿，遇到了善良淳朴的大伯、大娘，并因为帮妞儿一家背枣卖枣、买织布机而与其结下了深厚情谊。

　　当年，小说中的大伯要贩红枣，需要“我”和他每天背着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走上近二百里地，到曲阳县去卖，“累得浑身流汗”。而今，阜平的公路四通八达，快捷畅达，柏油公路连通城镇乡村，高速公路贯通东西南北，不久后还会有高铁站、机场在这里落成，农产品销售不再是难题。

　　孙犁赋予了《山地回忆》中老伯穿的浅蓝色粗布裤褂一个好听的名字——“阜平蓝”，这蓝色在当时很接“地气”。而今，我们都愿将纯净、清新的阜平蓝色天空唤作“阜平蓝”，这蓝色在时下很“帅气”。

　　孙犁笔下的妞儿，爱纺织，会纺织，“喜欢新鲜东西”“什么也要学会”，有着阜平女人聪明勤劳的好品行。如今，留守在阜平村庄里的妇女们也在各色手工业作坊里展现着自己的心灵手巧：有的做服装、插花、做千层底布鞋；有的收拾起蒸花馍、摊煎饼、布艺手工等老手艺……各种手工活都被她们做得风生水起，和妞儿有一拼。

　　在《山地回忆》里，妞儿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因抗战的艰苦卓绝和无法预期，“我”回答得很模糊，却很坚定，给人信心：“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如今，村里的贫困群众也问扶贫干部：“什么时候，咱们能全部脱贫，建成小康？”他们的回答也很坚定，并有时间表：“2019年全县脱贫，2020年与全国一起建成小康！”扶贫干部有信心，群众自然有信心，便都有了干劲儿。

　　《山地回忆》里的最后有这么一段描述：1949年开国大典当天，“我”送给了妞儿一身鲜艳的红布，大伯想要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布，说要让妞儿做一面国旗，开会过年时挂起来，挂在山沟里。革命老区人民深沉地爱着新中国，这一脉相承的热爱，形成了伟大的“晋察冀精神”的一部分，生生不息。

　　孙犁的《山地回忆》写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1949年12月，时隔七十年，结合山地阜平的深刻变迁再次品读，令人感慨万千。阜平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她会随着我们的祖国，一起前进，一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