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崛起于塞外草原的契丹辽国（川海文心）

　　揭开历史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契丹辽国的另外一面。这个神秘的国度，不仅仅有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只识弯弓射大雕”般的粗犷，也不仅仅有辽代大墓中展现的绚丽奢华。开放包容、文化昌盛更是这个古老国度的标签和底色。

　　我的家乡科尔沁草原水草丰美、地阔天蓝。历史上的这片土地曾是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主战场，在群雄并起、战火连天的年代，流传下来无数英雄故事和传说，最为著名的是古契丹帝国的崛起。

　　一千多年前，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在草原之上营建了属于自己的私城——龙化州城，发展农牧工商业，储备战略物资，奠定了数百年强盛的基石。此后，阿保机的势力逐渐壮大，并于公元916年称王，建立了四面俱服的封建王国——辽国，从此，中国北方草原便“千里山川无土著”。

　　文物会“说话”：又见古辽国

　　说起辽国，我从幼时在《杨家将》评书中就已经熟悉了。上小学时，我每天中午放学回家都要从收音机中听半个小时的《杨家将》，“且听下回分解”成了那段日子里最大的牵挂。七郎八虎闯幽州、血战金沙滩、大破天门阵……那些耳熟能详的“杨家将故事”，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后来从历史课上知道了“耶律阿保机”和“澶渊之盟”，孱弱的宋王朝敌不过强大的契丹辽国，便输金纳绢以金钱换取和平。这些文学作品和课本知识，便是我对契丹辽国遥远与模糊的最初印象。

　　1985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意外出土了一座保存完好的辽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大墓，一举震惊了考古界，也打破了草原小城多年的平静。人们奔走相告，纷纷涌向位于王府博物馆内的临时展厅，争相一睹千年前辽国贵族们的风采和奢华。展出的实物虽然不是全部，但也足以令人感到震撼：两位墓主人头枕的金花银枕、面上罩的金面具、头上戴的金头冠、身上佩戴的金丝带和银片带，以及带上悬配的金银玉件等配饰，都显示出了辽国贵族生活的精致及奢华。

　　此后，内蒙古境内又发现了几处契丹贵族大墓，在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等地也陆续出土了许多辽国文物，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这些沉寂地下的史料，对了解契丹辽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证。去年秋天，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1080年展”的展览,集近半个世纪出土文物之精华，再现了一个多元一体的辽国。这些辽国文物中，有光彩照人的金银器、晶莹剔透的玉器、冰肤玉洁的瓷器、生动传神的壁画，还有神秘莫测的佛教器具，林林总总、洋洋大观。仔细观赏、品味着这些出土文物，渐渐地看到了一部帝国兴起的传奇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游牧民族到建立延续三百余年的封建政权，契丹辽国在华夏文明史的发展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从分散到集中：古代民族融合的缩影

　　契丹，曾偏居塞外草原一隅，经常与中原诸国发生战争。唐朝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916年称帝，国号契丹（后改为辽）。强盛时的辽国疆域已经雄踞北方大片国土，东北到库页岛，西到阿尔泰山，北括蒙古高原，南至雁门关一带。

　　在征城掠地的过程中，辽国统治者相继建立了五个首都：上京（今巴林左旗）、东京（今辽阳市）、南京（今北京市）、西京（今大同市）、中京（今宁城县）。又以五京为中心，划分统治区域为五道。五京并峙，问鼎中原，第一次打破了秦汉以来万里长城的阻隔，也打破了以地域、血缘为纽带的界限，从此，农牧民族间互通互利、血脉相融，促进了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融合。

　　我们今天的北京，是辽代的“南京”，于公元938年建都。“南京”是辽国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富庶的区域，有“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的说法。也就是从这时起，北京开始成为中国北部政权的首都之一，为以后成为全国大一统政权的首都奠定了基础。

　　为了维系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契丹族把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点，运用到了政权统治中，建立了独特的“四时捺钵”的统治方式。四时，即四季，春夏秋冬。捺钵，契丹语的译音，意为辽帝的行营。四时捺钵，指的是辽帝在一年之中随着季节的变化，巡行于四季捺钵地，住毡帐，狩猎捕鱼。在此期间，还会拜天射柳、祭山祀祖、商讨国事、处理政务、接见外国使臣、接纳附属国和附属部族（落）的贡品等，实际上是游牧、渔猎文化在辽代政治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五京的建立和捺钵文化的长期存在,使得皇都与捺钵驻地共同成为辽代的施政中心。

　　辽的疆土既有广袤的草原，也有富饶的平原，各民族文化习俗差异很大。为了适应不同民族特点而达到有效的统治目的，辽代统治者开创性地施行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体制：这就是著名的“南北面官”。在中央统治机构中，分别设置了南北面官两大职官系统。北面官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是北面官体系中的南院大王，掌管外交，尤其是军事。南面官仿唐制，几乎是唐代三省六部制的翻版，管理汉人。一个皇权，两套官制，这种灵活的统治方式，团结了统治区域内的各民族，也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

　　“南北面官”作为政治制度，不仅对辽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泽及后世的金、元、清三朝。可以说，契丹辽国的“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

　　高塔巍巍，精美壁画：兼收并蓄的文艺之秀

　　契丹辽国正好处于唐、宋两大文化高峰之间，这使它能够创造性地包容和吸收汉文化菁华，成为不同文化融合的典范。

　　就拿佛教来说，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越以往，大量的皇家赐予、信徒供养，使得寺院经济繁盛发展，高大的寺院建筑星罗棋布于帝国的都会州县。有中国第一木塔之称的山西应县木塔，有“契丹民族建筑之瑰宝”之称的庆州白塔……这些佛塔在结构形态、建筑技艺、艺术风格等方面独具一格，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创新。我国北方现存有一百多座辽塔，以及著名的八座辽代木构建筑，都是那个时代的珍贵遗存。

　　辽代壁画则开创了独特的草原景物写实画法。辽墓出土的四季山水图再现了“四时捺钵”之地的优美景色和狩猎活动。这些壁画内容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分,壁画五米高,四米宽，气势宏大，内容丰富多彩,生动传神地表现了辽上京一带一年四季大自然不同的风貌特点。《春》表现大地回春、万物复苏，小溪、嫩柳、小鹿……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夏》表现盛夏时节幽静深邃的山谷、郁郁葱葱的树林，湍急奔腾的河水以及身轻体健的梅花鹿和翻飞的燕子，一轮红日从一片苍翠和点缀着鲜花的大地上冉冉升起，使人感到真实、自然、亲切。《秋》表现山坡树林、落叶,地上有鹿的追逐与呦鸣，天空有飞鸟数列，秋染树林色彩鲜艳，颇为热烈而令人愉快。《冬》表现寒冷的雪地、寂静的山间，整个画面统一在一种灰黄的色调之中，抒写出一种“冬山惨淡而如睡”的境界。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时光已经流逝千年，如今的契丹龙兴之地——龙化州古城，已是科尔沁草原上风景秀丽的沙湖湿地，人们只能望着遗迹沉浸在古老的传说中。但出土文物承载的历史信息告诉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契丹辽国时代无疑是一个对中华多民族格局形成具有开创性影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