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大博士的博物游侠梦

　　刘炎林又将前往荒野，参与雪豹的调查工作。这份为期半个月的野外工作属于他的“舒适区”。他的“舒适区”包括攀登雪山、追寻藏羚羊……探寻“好玩”的事是他十余年的乐趣所在。他曾经在青藏高原漫游，寻觅博物游侠梦；人近中年，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试图做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的观察者和支持者。

　　吹牛人

　　“那些故事都是吹牛的”

　　刘炎林最近参与了一次有关科学的演讲活动，内容是他过往十余年的“好玩”经历。在青藏高原捕捉棕熊，佩戴卫星跟踪颈圈；在青海玉树追踪雪豹足迹，看着它优雅地走过山坡；在海拔4500米的西昆仑无人区调查藏羚羊……这位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谈及此次演讲，表示“就是去吹吹牛”。

　　刘炎林确实有很多值得“吹牛”的事。他是北京大学博士，也是山鹰社成员，曾担任社长，11年间攀登过7次高峰，两次带队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

　　2005年，第一次与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进入西昆仑山地研究藏羚羊之行。在海拔5000米的西昆仑山地，藏羚羊迎着夕阳奔跑，红褐色的毛皮泛着金色的光泽，生性倔强的藏野驴骚动着，时刻与过客较量速度——它们在浩瀚的荒漠上奔跑，尘土飞扬遮挡天际。

　　昏晓即在一山之隔。当夕阳坠入山边之后，四野茫茫，寂静无声，唯有帐篷、苍穹和悠远的狼嚎声。探索与恐慌相伴，刘炎林背着三脚架，挎着望远镜和充饥的食物，攥着地图，盯着藏羚羊的足迹，或趟水过河，或攀爬悬崖，偶尔遭遇乱石挡路……追踪藏羚羊无果后，竟走出了手中地图的范围。“那一刻，我有些恐惧，也有一点兴奋”。他恐惧的是自己的渺小，兴奋的是他与理想中的博物游侠梦又近了一步。

　　除了藏羚羊，雪豹与刘炎林也有着不解之缘。在青藏高原，雪豹处在食物链顶端，举手投足都透露着高贵、高傲、高冷的气质。它们大部分栖息在人迹罕至之地，足迹难寻。刘炎林记得在青海玉树初次遇到雪豹的情景，“它缓缓地走过山坡，优雅而梦幻”。

　　并不是所有动物都如雪豹般对人爱搭不理。2011年，刘炎林在跟踪棕熊的过程中，母熊突然出现在百尺之内，直接朝他们冲过来。团队中有人吓得转身就跑，但刘炎林冷静下来，站立不动。随后，母熊退了回去，但眼神中透露着凶狠。突然，一位队员举起相机拍照，母熊再次被激怒，低吼着冲过来。提起这件事，刘炎林仍然感觉后怕。

　　探险者

　　“无知者无畏，过往都在追求好玩”

　　提起探险，刘炎林常说“好玩”。这也成为他从事探险的驱动力。

　　羌塘无人区，神秘荒蛮、静谧深邃，平均海拔47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大多数人终生都不会踏足其中，而有一部分人因为信念与热爱，执着于这里。刘炎林就是其中一位，成为羌塘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刘炎林18岁从广西北部湾的海边来到北京大学读书，离开了眼前的狭窄世界，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探险。至于他的专业选择，只来自一时兴起。从小喜爱乱蹿的他在大学时找到了组织，一头扎进北大山鹰社。他说：“我的世界一下子开阔了。”

　　2002年山难是他探险路上的一次迷失。五名山鹰社成员永远留在希夏邦玛西峰。刘炎林是当时的队长，山难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说：“一切都变得无所谓。探险的意义是什么？”

　　直到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他才找到了答案。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说过，保护会提供充足的探险理由。这是刘炎林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乔治·夏勒是他的偶像，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被刘炎林定义为“正当”且“好玩”。他的挑战对象从冷漠耸立的高山变成了西部荒野的象征——藏羚羊、藏野驴、雪豹等。

　　“我们用一个半月时间调查清楚，建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刘炎林第一次感觉到探险的意义，“研究工作可以促成野生动物的保护。”

　　2014年，刘炎林的《发自荒野的情书》出版。这是一份记录他在野外探险的感悟和对一位姑娘的思念。这位姑娘与他相识于登山活动，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结婚多年，提起妻子，刘炎林说：“她比我勇敢，比如嫁给我。”异地恋让这个略显木讷的男人成为了诗人。这些“蓬头垢面”的创作被包装在一封封邮件中，再粘贴上荒野的邮票，寄向了千里之外。

　　观察者

　　“心生敬畏，博物游侠梦正在寻找出口”

　　这些“好玩”的事情转化成刘炎林的舒适区，他在寻找更加值得挑战的事情。而此时，刘炎林也经历过一些失败，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并不是每个调查研究的结果都能成为保护决策。保护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保护是相关利益方间的博弈。他有野生动物调查的经验，而并不擅长协调。

　　刘炎林可能变了。年轻时他执着于无所畏惧的探险，始终认为距离博物游侠梦还差一点坚持。而今，他选择变换挑战的轨道。

　　“我现在更多是提供野生动物保护的技术支持。”2016年，刘炎林转至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此前他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负责雪豹项目。他说：“林科院不需要去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更多是提供行业技术服务。从NGO的环境中跳出来，转而从政府的角度看动物保护问题，也不乏是一个新视野。”

　　在刘炎林眼里，这个转换依然是“好玩”的。“我今年37岁了。”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年龄，不难看出他看透了某些问题但仍存一丝执念。“我一直以来不过是野生动物保护的观察者。然而，实际的保护工作才能产生影响。但是保护更为困难，需要资源，也需要另一种能力。”刘炎林说。

　　刘炎林的无力感体现在参与多年的雪豹调研工作上。“保护力量还是太薄弱了”。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的“易危”物种。

　　目前中国开展过雪豹红外相机调查的区域，大概只占雪豹分布区的3%左右。国内有十余支科研团队和民间机构从事雪豹调查工作。“调研力量尚且这么少，保护起来更加困难。”刘炎林说，“要有效保护雪豹，我们需要把政府主导的自然保护区，与用信仰保护起来的神山圣湖结合起来。”

　　刘炎林也思考如何“有意义”。刘炎林与青海省年保玉则的观鸟喇嘛扎西堪布有过多次接触。“他不仅是个喇嘛，更是一位科学家”。扎西堪布参考现代科学的分类体系，给一千多种动植物拟定了藏语名字。“他将藏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态文化相结合，生产新的生态知识。”刘炎林说，观鸟喇嘛还是位野生动物保护者。他动员当地居民一起参与保护，将研究和保护有机结合。

　　刘炎林撰写的书籍卖得一般。内容有些散，其实是一些有感而发的随笔。“我想去写一本关于三江源野生动物保护的书，讲述这些年我参与的、我观察到的保护故事。”这可能是受了乔治·夏勒博士的启发。

　　在《发自荒野的情书》一书的自序中，刘炎林提到：“早期的探险者让世界知道羌塘，而青藏科考队和夏勒博士让世界了解羌塘、保护羌塘。一个英雄群体和一个博物游侠，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了解羌塘的过去与当下，促使我们去思考羌塘的未来。”

　　如今，作为观察者的刘炎林，其博物游侠梦正在沉寂。他在寻找合适的方式，开展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